1楼：tanjie158911发布时间:2010-3-2 11:46:07- 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首先要增强城市功能，搞活城市，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条件。但因为旧的行政管理体制没有触动，所以城市改革困难重重，有人形容为“一盘难下的棋”。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重庆知难而上,大胆解放思想，用好用足政策，千方百计寻求突破，短期内就打开局面，甚至创造了不花钱就能出效益的生动例证，其若干个“全国第一”更掀起了一波波改革浪潮。
但又能怪谁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那点资源，经济落后呀！在这个问题上，重庆求告无门，有苦难言。 &"BZBj 5
还有个问题也挺挠头。
因是临时议题，省委领导连夜将永川地委书记白兰芳叫到成都，说好是“征求意见”，白兰芳静静地想想，说了一句话:“服从省上安排”，事情就定下来。但带出来两个问题，丢给了重庆。
一个问题是体制，今后永川作为哪一级区划存在？一个问题是人员安排，永川干部怎样“消化？”后者在中国，历来最难办。
凡此种种，真个是好事多磨
因此，改革的抓手最初不得不五指叉开，多面出击，而且重点是廓清外围。这是无奈，也是策略。
重庆当时曾设想将永川地区改为“永川市”，仍辖原所属县，转念一想，市管市再管县似有不妥，也不见先例（那时温州模式没出来），于是才决定撤销原永川专区一级建制，其所属县由重庆直管。
永川地委、行署的成建制干部队伍到重庆，引发了重庆市级机关人员大调整。重庆、永川干部对口同级安排，原则上量才录用，人尽其材，谁强谁当“一把手”，弱的当“二把手”，再弱的就进不了班子，这就免不了有干扰。廖伯康到重庆的头4个来月，这类事占了他不少精力，有时一天就得接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在四川多年，人脉广，找他打招呼的自然就多，其中也有省领导，电话直接就打到他这里。王谦从外省调来没多久，且原是省委第一书记，资格老，大家一般不找他。
为了量才公道，王谦和廖伯康分工，廖伯康在一线，谁打来电话他都打哈哈，都应承，然后往王谦身上一推，“这个事呀，我给王谦同志说了好几回了，人家是书记，大主意还得他拿呀，”做出很无奈的样子。王谦则一付黑包公脸色，不哼不哈。于是乎，不了了之。
4个多月下来，各部门干部基本上高高兴兴到位。
随着永川同志大批迁居重庆，市里抓紧盖了4幢宿舍楼，重庆同志一律不沾边（那时重庆市级机关干部住房条件也不好，有一批无房户，市委做工作要他们顾全大局），全部分给永川同志。还不够，就专门安排车辆，在重庆主城与永川城区之间开交通车，周一来，周六回。班车一开就是两年多，直到所有永川同志日常生活稳定下来。
到了这一步，永川与重庆合并的事情才在和和气气中划了句号。
至于同省里的纠葛，则采取另一种方式解决。
薄一波副总理以及各部委领导走后，市里专门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同时布置各单位遵照中央7号文件精神搞调研、搞方案。
中央关于在重庆试点的决策，是实践到理论的产物，重庆执行决策，则是把理论变为现实的过程，因此操作中离不了理论指导。起步阶段，市委、市政府正式聘请了一批顾问，一共有10多人，全是国内经济理论界知名人士，除蒋一苇、林凌外，还包括薛暮桥、袁宝华等大师级人物。在试点改革那些年，市委、市政府随时向顾问们请教一些政策和理论问题，市领导每年到北京请顾问们开一次会，向他们汇报试点进度以及进程中的困惑，顾问们则有针对性地出些主意，引导试点工作不断有所突破，效果相当不错。
6月下旬的理论研讨会开了3天，蒋一苇、林凌分别以顾问身份作了半天报告。蒋一苇讲的是“建设中心城市的战略思想”，他从5个方面阐述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原则、战略思想，以及改革的方针和重点。林凌则在操作层面切入，就重庆试点改革的目的和意义、需要处理好的关系，以及要达到的目标，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
无论蒋一苇还是林凌，都再三强调要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蒋一苇提醒大家:“中心不能自封，也不能他封”，林凌说得更明白:“经济实力，是打破现行体制所造成封锁的最有力武器。有了实力，就有了向周边地区渗透的力量。”言下之意，重庆要当好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得靠实力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