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江津111发布时间:2010-1-7 10:31:27- 联合国2002年6月向北京发出历来最严重的警告，指出中国将面临艾滋病大灾难，无法想象其扩散范围，感染人数将居全球之冠，估计中国现已有逾百万人染上艾滋病，并批评中国政府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上行动不足，应采取紧急措施。
香港太阳报报道，联合国将一份名为《艾滋病在中国，新世纪——巨大的挑战》研究报告的最后版本，送至联合国驻北京的办事处。报告直指艾滋病在中国扩散情况十分严重，已经达至“无法想象”的地步，恐怕中国在数年间将会成为全球最多艾滋病患者的国家。
■八年后病患达千万
报告指出，河南农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事件，引起国际间关注，中国在国际艾滋病大会上曾承诺拨款建立安全的血库，但报告批评这些行动仍微不足道，政府只对医院病者或监狱进行艾滋病检测、监察，导致很多病例无法发现。
报告指出，据中国官方估计，直至去年年底，全国共有八十五万人染上艾滋病，其中十至十二万人已经因病去世，患者多数经静脉注射毒品、输血或透过性接触感染，但官方公布的数字仍无法引起公众关注卖淫、吸毒可导致艾滋病蔓延，联合国相信目前中国至少超过一百万人染上艾滋病。
早于去年12月1日艾滋病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指出中国若不尽快采取紧急措施，到2010年，将最少有一千万以上的艾滋病患者。而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日前在艾滋病防治会议时强调，有关工作关系到民族兴衰和国家发展，艾滋病威胁是中国重点控制的疾病。
■云南边境成艾滋病乐土
在云南省卫生厅的一张艾滋病分布图上，中国和缅甸的边界地区有个小小的黑点，这是1989年中国官方首次报告艾滋病存在的地方，但据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自那时起，那个黑点就像漏油一般迅速扩散，染黑中国南方省份，引起一发不可收拾的公共卫生问题。
中国当局原来是作为旁观者看待全球的艾滋病问题，后来否认艾滋病在中国存在，现在开始认真对待艾滋病的蔓延问题。令人惊奇的是，原来一直对外部世界躲避这类问题的大陆现在积极要求外国政府和机构的援助及建议，一名外国援助人员表示，“他们现在开始寻求外界帮助。”
英国目前资助云南最大的控制艾滋病项目，共投入2200万美元，云南也在积极寻求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但中国人，甚至中国政府，没有人认真对待卫生部门的艾滋病统计数字。根据卫生部统计，2001年中国艾滋病毒携带者人数是20,711人，但官方新闻机构说实际数字接近五十万，也可能接近一百万。
贫穷的农民卖血，血液贩子反复使用没有经过消毒的针头和针管造成百分之二十的艾滋病感染。中国媒体广泛报导，河南省出现的卖血感染艾滋病以及当地官员从中牟利问题。但中国最早大量出现艾滋病的地方是靠近缅甸的云南省瑞丽县，瑞丽及其周围地位是从金三角(缅甸、泰国和老挝三国交界地区)贩运海洛因和鸦片到中国的中转站。
联合国国际毒品控制机构指出，目前金三角地区大约百分之六十的毒品都进入中国，多数毒品也在中国消费。联合国官员巴赞特(Wayne Bazant)说，过去五年来，中国使用注射毒品的人数剧增。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使用注射方式吸毒，而不是传统的抽烟方式，在毒品贸易剧增的同时，人员和商品的流动量也在猛增，还有妓女，这些问题在瑞丽比在中国其它地方更为严重。
在中缅界河缅甸一侧有一块属于瑞丽的飞地，那里甚至开办了24小时营业的堵场，尽管中国禁止赌博，在这块飞地赌博似乎合法，静脉注射毒品、卖淫和沸腾的边境贸易加上云南众多少数民族，使艾滋病教育非常困难，援助人员说，当地许多医院拒绝接受艾滋病人，艾滋病人及其家人常受歧视。
某些村里会公布艾滋病毒带原者的名字，一名卫生厅官员说，少数民族容易受感染，尤其是妇女，瑞丽对于作为中国艾滋病孵化器的名声非常敏感。
许多家庭也和警察一样的态度，认为提供更换针头是支持吸毒，缉毒警察由于在边境地区抓获大量毒品而受到联合国毒品控制机构的赞扬，但他们的努力也驱使瑞丽等地的毒品贩子分散地更广。
云南毒品控制局的官员说，有许多毒品集团，他们在泰国、香港和中国大陆有广泛的联系，有些毒品集团很小，但有些很大，资金雄厚，有些集团则有严密的网络，历史悠久，有些成立时间很短。
中国最近与缅甸警方达成情报交换协议，发起三万公顷鸦片替代种植项目，但在中国西部，政府发现对毒品和艾滋病的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虽然取得一些小的胜利，但距离最终胜利还很遥远。
■河南屡次发现“艾滋村”
位于大陆中原地区的河南省在历史上就以人口多和贫穷著称。但近年来这个省份再次以屡屡被发现的“艾滋村”而文明全国，并且很可能是中国所有社区当中艾滋病毒感染最高的地区。
河南有很多贫穷的农民通过卖血维持生计，而在卖血中感染艾滋病成为“艾滋病”村形成的主因。一个月卖20次血的人在贫困的河南省并不少见。河南省某些村庄里超过60%的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据海外媒体报道，河南的一个“艾滋病”村——后杨村的4000名十六到五十五岁的村民当中90%都参加过非法卖血，他们当中90%都是艾滋病毒阳性。这些人占全体村民的80%。
后杨村已经有四百名村民发展成为艾滋病，还有一百五十人在2000年十一月到2001十一月之间死亡。在这个缺乏医疗设施的贫穷村子，许多受害者根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生病。他们在长期的腹泻和消瘦后寂静无声的死去。由于不了解这种沉默的杀手在蔓延还意味着许多鳏寡和遗孤不知道他们自己也携带同样的病毒。
有些家庭是全家遭受艾滋病肆虐，在很多情况下老人在担心那些孤儿的未来。七十九岁的张田（音译）家中，妻子、三个儿子和儿媳、还有一个孙女已经死于艾滋病。张说，他们无法支付剩下两个孙子－－一个十三岁、另一个十一岁－－的学费和医疗费。
后杨村小学一名教师说，由于艾滋病，他教的学生当中五十五人失去父亲或者母亲，四人失去双亲。一名叫吴四辛（音译）说，“我们村里有八个私人诊所，但因为没有钱，我们能做的只是给病人一点止痛药。但由于这些医生不挣钱，可能所有的诊所都要关门，停止供应止痛药。
根据河南省卫生厅去年发表的统计数字，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万分之四的居民被检查出艾滋病毒阳性，这个九千二百六十五万人口的大省有三十七万人携带艾滋病毒。但有些专家在暗地调查和估算了河南艾滋病流行的情况后，认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超过官方的统计数字。但不管怎样，现有的这些数字和案例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中国艾滋病问题最悲惨的图画。
■很多艾滋病患得不到治疗
中国艾滋病患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昂贵的医药费难以负荷，许多艾滋病患因无力承担昂贵的治疗费用而死亡。再加上中国官僚架构重重，缺乏有关的医疗设施，使中国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蔓延的工作上遇到不少困难。有关正确进行验血的指引没有得到切实执行。而绝大多数医院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处理艾滋病。
亚洲周刊曾经报道，中国大陆自1985年录得首宗艾滋病病例截至2001年年底的报告，艾滋病感染案例是22517宗。但官方相信漏报和隐瞒情况严重。卫生部估计感染艾滋病毒实人数达60万人。长期研究艾滋问题的香港关怀艾滋服务中心行政总监施文奇(Graham Smith)指出，中国大陆艾滋问题愈趋严重与近年的急速发展的性工业膨胀有关。部份流动到城市谋生的农村人口因找不到工作遂投身性工业加剧艾滋传播。施文奇表示，中国没有免费医疗制度，艾滋病患者面对高昂医药费时倍感压力，贫穷患者处境尤其恶劣。
中国大陆不少性工作者缺乏安全意识，部份人愿与嫖客不戴安全套性交。这种高危险性行为却令不少香港男性视作北上寻欢的另类刺激而趋之若鹜。香港中文大学一项研究指出，三成北上召妓港男都有不戴套习惯。另外，中国购买针筒方便，共享针筒注射毒品情况也普遍加速艾滋传播。据官方香港中文大学临床实验及流行病学中心主任刘德辉指出，大陆艾滋传播仍以毒品注射和性接触为主但卖血情况普遍，透过输血传播病毒的危险不容忽视。刘德辉说，不少中国大陆医生在证实病人感染艾滋后都没有跟进由病人自资治疗，缺钱者只得置诸不理。
中国官方强调艾滋情况愈来愈严重。三月人大会议期间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促请刑法中加入“故意传播艾滋病毒罪”，对明知患艾滋仍继续卖淫或嫖妓者处徒刑，严重者可判终身监禁。艾滋重灾区广东省有代表更提议，设立强迫隔离中心，将艾滋病患者集中“照顾”。尽管两项提议最终都不获通过，但是在人大会议上高调讨论艾滋病情况仍属首次，这种不寻常的论调，反映艾滋病在中国大陆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附文：艾滋病的国情报告
中国的艾滋病现状也还是一个谜，然而，这个谜已逐渐被揭开，许许多多将毕生精力献给艾滋病预防事业的中外专家奔走在中国大地，他们努力地寻找艾滋病传播的途径，提出预防与控制的建议和设想，他们的调查、分析与判断值得中国各阶层人士深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与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就中国的HIV传播情况作了一个《中国艾滋病现状和需求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副会长曾毅教授给予这个报告很高的评价，他建议我们认真对这个报告进行研读。这个报告集合了中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中国艾滋病非政府组织网络中心，国际协调组等组织，以及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协会戴志澄教授和刘康迈先生，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顾问香港李瑞山医生、Ellen Hays女士，国家统计局李希如先生等专家学者的努力，这也是至今为止一个较为全面的调查中国艾滋病现状的最新报告。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还没有出现艾滋病大规模流行，但存在流行的趋势，局势严峻，一触即发。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世界其它地区见到了太多太多的艾滋病造成的危害，有足够的证据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毁灭性的一切。目前这一段短暂的时间，是我们绝无仅有的控制艾滋病蔓延的良机。
到1996年底，全国报告到卫生部的HIV感染者人数已经达到5990人，其中包括155例艾滋病人，报告数量最多的省份是云南、河南、新疆、河北、广东和四川。而到1998年，随着中国最后一个省份青海省报告发现HIV感染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已发现HIV感染者，不再有空白省份。目前，中国31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均有HIV感染报告，感染者大多数分布在各省的局部地区，多为农民。
其它地区及各职业者HIV的感染者仍在增多，特别是长途卡车司机群体，公路沿线饭店普遍存在卖淫现象，并由卡车司机联系成为一条感染线，将来各公路沿线感染机会更为广泛。因为随着中国公路交通的发展，公路沿线流动人口会逐年增多，这些人群中大都是文化知识结构偏低、卫生保健意识较弱的民工与商贩，而这个群体又联系着城乡广大地区，成为城乡结合的纽带，特别是那些承担城市副食品、生产数据生产和服务的商贩，在这个群体中加强HIV知识宣传刻不容缓。
中国HIV感染者分布于各种职业人群，但总的来说尚基本集中在农民、归国劳工、无业游民及个体从业者中间。令人值得担忧的是，青壮年占HIV感染者的大多数。约有79％的HIV感染者年龄为20—40岁，男女比例为5：1。目前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HIV的感染者中，约有2／3通过注射毒品感染，8％通过性接触传播，有3例通过母婴传播。
现实可以肯定，HIV感染者的数量正急剧增加。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专家和了解中国艾滋病疫情的国内专家指出，如果不在近期采取紧急有效的控制措施，到下世纪初中国艾滋病的感染者数量将达到100万，到2010年HIV感染者数量有可能达到1000万！若现在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则能够将艾滋病的流行控制在较低水平，HIV感染者可能不会超过150万。
娼妓现象的出现，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出现了问题，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认识，城市的经济高速发展与文明程度提高，吸引着大批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滞留在城市的大批农村年轻妇女中，有许多人不能找到适当的工作，或者工薪过低不能满足致富要求，于是她们转而成为城市的暗娼。
暗娼现象为HIV传播搭建了另外一座桥梁。在当前，抑制卖淫嫖娼工作任务主要由公安机关和妇联组织承担。但是，还有一些地方人士认为抑制卖淫嫖娼工作并不那幺重要，这恐怕是一种狭隘思想。在商务活动中的“放松放松”，对于广大的商人来说也许是种潇洒，而获得利润乃是商务活动中第一重要的，色情环境培育经济的能力值得质疑。
娼妓永远是追逐繁荣而去的。这倒是一个事实。在非洲，许多妓女涌往首府，从而寻找信道走向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或次发达国家，似乎也能说明问题。贫穷是滋生娼妓的原因而不是发展娼妓的土壤。
1996年，公安机关共抓获卖淫嫖娼人员42万人，这个数字相当惊人，但据公安部门估计，实际上卖淫嫖娼人员的数量可能还要多得多。一些来自乡村的年龄较大的甚至是生育过孩子的妇女也在做暗娼。
据1993年至1996年全国STD监测数据显示，1994年中国男性同性恋者中间，感染STD者比1993年增长了263％。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从中可以看出，男性同性恋者的性行为几无防范，性自我保护意识极弱。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出男性同性恋者人群中的HIV感染数量也在直线上升。
据专家统计，在北京一所综合医院治疗的38例HIV阳性或者AIDS病人中间，其中有12人承认是通过同性性行为所感染的。而另外一所医院的报告是，33例HIV感染者中间，有10人是通过同性性行为感染的。由此专家预测，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中可能有10％的HIV感染者是由不安全的同性性行为导致的。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同性恋者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所受教育程度相差悬殊，既有文盲，也有著名学府的博士生导师。
现在，大陆已经有专门针对同性恋者及艾滋病知识宣传的热线电话。但这远远不够。据报道，男性同性恋性行为中使用避孕套比例甚大，不安全的同性性行为普遍存在，交叉感染STD和HIV的机会无法估计，男性同性恋者几乎是对HIV敞开其大门。在专家调查的男性同性恋者中，北京市约有2／3、南京1／3、天津及重庆1／4的男性同性恋者称至少使用过一次避孕套。
但是专家又指出，在流动人口及其它城市中，男性同性恋者中间使用避孕套（建议有关方面将避孕套改名为“性安全套”，因为在男性同性恋者之间使用避孕套会引起他们的逆反心理，因为这是典型的性性交的必备工具）的比例并不高。从北京、天津、南京和重庆的调查显示，75％至93％的同性恋活动是口交或爱抚，包括50％的肛交活动。
而另一项研究推测，1／3的男性同性恋者为肛交，半数接受调查的同性恋者称，在他们的生活中有50多个性伙伴，有一部分人称一年中有100多个性伙伴并与之性交。
在全国四大城市的一份调查显示，约有38％的同性恋性行为是付费的，在一些大城市中进行的另一研究表明，一些流动的同性恋者同时充当男妓角色。
由于同性恋活动不被社会接受，同性恋者不仅隐匿身份，他们对社会普遍具有戒心，心理复杂，所以在进行同性性交活动时，往往比异性性交做得更隐蔽。同性恋者之间，也不通报姓名、地址及工作单位，这样就造成同性恋者对性伙伴不能了解，也无法固定，因此，极不利于同性恋者的个人自我防护。一般情况下同性恋者之间还不敢主动戴避孕套，一则怕伤对方自尊心，此举可能被对方认为他以为对方是不洁的，或者被对方讥为自作清高，故在同性恋者中间普及使用避孕套仍是一个难题。
专家指出，对这部分人进行教育非常困难。特别是对那些经济收入低的人群，他们很难信任卫生工作者及其它教育工作者，更不是所有医务工作者都能与同性恋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客观上使这个人群脱离政府的保护计划之外。
但是，由于同性性行为确属高危行为，加上他们并不主动采取保护措施，男性同性恋人群HIV及STD感染率一直高于一般人群。我们非常有必要将更多的关注投入到这一人群，最好能够动员一些在舆论上为他们说话的同性恋研究专家，如方刚、李银河及张北川等，采取一些温和手段为他们提供相关信息和HIV个人防护知识，也可以让同性恋群体中一些本人就是医生、教授的人为同性恋者做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增强他们对HIV和STD的感染的预防及自我保护能力。
艾滋病的中国国情，堪忧堪虑，需要政府和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作出不懈的斗争，以阻止艾滋病毒在中国的蔓延。我国是艾滋病迟发国家，可以借鉴世界艾滋病大国如美国的预防与控制的经验，并且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全面实施《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7—2010年）》，大力宣传与普及艾滋病知识，让每一个国民了解艾滋病，预防艾滋病，最终使艾滋病在中国大地得到有效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