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罗学蓬发布时间:2015-6-29 13:18:11另一次遵义会议
文/罗学蓬
一代枭雄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被满族勇士雅布兰“一箭贯当胸”，结束了自己光怪陆离、百转千回、丰富多彩、亦魔亦佛的人生演出，而围绕在他身边的文臣武将们还在，他们的人生故事还要延续下去，他们同样也在波澜壮阔的中华历史长卷中谱写下了浓墨重彩、铁血阳刚、精彩纷呈的瑰丽篇章。
张献忠战死的消息传开，将士们人人捶胸顿足，嚎啕大哭，看上去如同哭亲爹似的。仿佛这世界上若是没了张献忠，连地球也不会转了。然内心是否真有如此悲痛，却是要打个大问号的。可以肯定的是，别说幸灾乐祸，至少也会有相当多的人，暗地里松了一口气。
有这种不可言说的“解放感”的人，想必应当包括张献忠的四位义子。
如果说李自成的死，标志着大顺事业的衰亡；那么，张献忠的死，反而给大西政权和军队带来了一个新生的机会。
张献忠生前，最看重、最提防的就是枪杆子，除自已掌握的直属部队外，大西国主要的武装力量，主要掌握在他慧眼相中的四个义子手中。
张献忠死后，遵照他的临终遗言，大西政权组成了以孙可旺为首的四王爷领导班子，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以图迅速收拾残局。
此时，他们当面是清朝能征贯战的皇长子肃亲王豪格、贝勒尼堪，还有鳌拜、索额图等猛将，以及刘进忠等降将率领的几十万满汉虎狼之师。身后又是老对手曾英沿嘉陵江布下的道道重兵，大西军的处境，十分危急。
鉴于陕西已经全部落入清军之手，原来张献忠定下的“弃蜀入秦”的方针，已不可能实现，四王子遂决定顺江而下，首先击败兵力较弱的曾英，南下攻打重庆。
大西三年农历腊月下旬，在凛冽的寒风中，百战余生的大西军犹如从地狱中冲杀出来的厉鬼，水陆并进，英勇作战，沿着嘉陵江呼啸而下，如同秋风扫落叶般摧城拔寨，连战皆捷，歼灭、击溃前来堵截的大约20万残明军队，直至攻下了重庆城池。
在大西军不要命的猛烈进攻下，曾英哪里抵挡得住？明军全线溃败，曾英急率家人与残部逃出了重庆城。
或许冥冥之中真有某种主宰人类命运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力量，就在三年前曾英曾经给张献忠制造了不小麻烦的铜锣峡中，他不幸被狄三品率领的大西水军和李定国率领的步骑追上。一场大战，随即在峡中展开，曾英血战不降，最终与家人一起投江殉国。
大西军占领重庆后，稍作整顿，补充了军需。看到豪格率领的清军已经离重庆不远，遂决定继续渡过长江，向南撤退。
1647年农历正月初一，大西军南进至綦江，在綦江收编失散部队，补充兵员，从而获得了短暂的喘息。然后，以四王爷的名义，在綦江发布了著名的文告：指明了大西军今后的斗争方向：“皇上（指张献忠）汗马血战二十余年，方欲驰骋燕、赵，还定三秦，为天下除残去暴，开万世不拔之基，不意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尔等各营大小将，传谕兵丁人等，各宜同心协力，克难大事……”
綦江文告得到了全军将士的理解和支持，“传谕之后，欢声满营”，显示了大西军继续抗清的决心。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举措，在由众将领们进行的公开表决中，年仅28岁的平东王孙可旺，被众将推举为新的国家及军队领导人，成为大西王朝新时代的希望所在。排在可旺之后的是安西王李定国、抚南王刘文秀、定北王艾能奇，在最高领导班子中的排名，与他们的爵位完全一致。
接着，在活力四射的新班子的率领下，大西军立即向南攻取遵义（遵义当时属四川管辖）。
王应熊派王祥在娄山关布下阵势，利用地势之险，阻截大西军。
娄山关是从四川入贵州要道上的著名关口，古称天险，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如果王祥铁了心凭借雄关天险死守，远道而来的大西军，是很难攻克的。
可问题在于王祥是个长期盘据于遵义地区的土军阀，原本就对王应熊把他的“脚窝子”地方当南明军对抗大西军的一个重要后方基地深感不满，因为南明朝廷的兵部尚书驻节遵义发号施令，督率各路明军作战，身边高官如云，让他这个过去说一不二的“遵义王”，一下子降格为毫不起眼的三四流角色，说话没用，打屁不响。而眼下大西军从四川打过来，王督师又偏偏点名派他到前面去抵挡，这心里就非但不乐意，甚至是怒火如焚了。
所以，当充任前锋的李定国派出一队兵马，试探性地前去攻关时，双方刚一交锋，只听一串牛角号响过，守关队伍，竟然争相撤出阵地，向着绥阳方向撒腿便跑。
南明军前敌总指挥带着自己的私家军不战而逃，这就把遵义城里的王应熊害得不轻。《明史﹒王应熊传》载：“应熊遁入永宁山中，旋卒于毕节卫。一子阳禧，死于兵，竟无后”。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孙可旺、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位年轻将军于清晨登上娄山关，极目远眺，但见巍巍青峰，尽在脚下。想到这些年国家与军队的起起伏伏，想到谁也无法预测的大西军和大西政权的未来，禁不住心潮澎湃，大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之感。
肃王豪格率十万大军快马加鞭，尾随而来，本打算来它个“宜将剩勇追穷寇”。无奈他入川作战属于见机而行，后勤全无保障，一下子把战线拉得太长。而这川、黔一境，早已是十室九空，粮草无继，拿下重庆后，军势已成强弩之末，再继续追下去，恐怕敌人没追上，自己反倒会被彻底拖垮。加之豪格在凤凰山射杀了张献忠，早已超额完成了本部的作战任务，于是便留下吴三桂驻守阆中、南充一带，自己则带着特殊的战利品：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与菲律宾传教士安文思，凯旋班师，回京复命去了。
《圣教入川记》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利类思和安文思与豪格交往的经过。
肃亲王师行半道，掉头而返，大西军这才喘息方定，驻扎于遵义，修养整训。长时期一路苦战，饱受煎熬的大西军脱离了对清作战，终于能够驻扎下来喘口气了。
此时一统计，大西军尚存六万兵马，万余军眷，为壮声势，号称十万大军，军心顿时稳定不少。
四位王爷审时度势，召集诸位都督和将军，在遵义召开了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对大西军的斗争历程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反思和总结。
因为过去看多了无数平民哀怨无助的眼神，听够了众多百姓伤感失望的叹息，孙、李、刘、艾的内心，曾一次次对父王张献忠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感到由衷的痛苦和不满，但在威权之下，又不能不执行。
现在，他们一致认为，是到了改弦更张、拔乱反正的时候了。
他们联名向全军庄严宣告：“自今以后，所过之地，爱护百姓，秋毫无犯，除在战场上执行战斗任务外，一律不得擅自杀人，违者军法从事！”
大西国退到遵义时，虽然张献忠已死，然大西国的体制尚存。大西军设朝廷于遵义桃源洞，诸将每日仍需上朝，坐朝的是张献忠还不满20岁的皇后陈氏，大西军皆称其为陈皇后。
坐在皇后旁边的，则是大西国丞相汪兆龄。每次开会议事，这一女一男，公然傲居四位王爷之上，发号施令，好不得意。
孙可旺，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王爷和都督、大将，在大西军今后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一重大问题上，与陈皇后和汪兆龄发生了根本分歧。
然而，诸事没有得到陈皇后和汪丞相的批准，四王爷便寸步难行。这是因为遵照大西国原来的体制，诸将必须听命于皇后和丞相。
而让他们尬尴和恼火的是，四位王爷皆为张献忠的义子，既然是张献忠的义子，自然从名份上也就是陈皇后的义子。陈皇后虽然年纪轻轻，但朝上朝下，均称四位王爷为皇儿，王爷们更是深感压抑，行为也严受管束，心中都憋着一肚皮的火。
还有那丞相汪兆龄，在成都怂恿张献忠杀人如麻，结怨最多，弄得大西国民不聊生，人人自危，四王爷对其恨之入骨。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解决大西政权的政治体制和调整军事路线，这支军队将面临灭顶之灾。
一天上朝时，血气方刚的艾能奇实在忍不住，首先向汪兆龄发难：“以前老万岁就是听你主意，才把事情弄到今天这个地步。现在老万岁死了，你说，我们究竟应当怎么办？”
汪兆龄不解他的意思，回答说：“这不是个问题，老万岁临终留有遗言，他怎么说，我们就只能怎么办，凡是万不可违。王爷、都督、将军，必须一概照旧行事。”
陈皇后赶紧帮腔：“丞相说得好，凡事万不可违。老万岁怎么说，就应当怎么办才是。”
艾能奇大怒：“丞相说照旧行事？照什么旧？父王在成都，你作为一国首辅，不能辅佐他治理好国家，只知一味劝父王杀人杀人杀人，以致人心畏惧，不肯归从，天下都把我们叫做贼！今天事情已到如此地步，你莫非还要我们继续杀人做贼么？”
陈皇后厉颜疾色喝斥艾能奇：“汪丞相为我大西国殚精竭虑，劳苦功高，四皇儿怎可如此与丞相说话？你还有王法么？”
李定国愤而言道：“我等戮力疆原，收获诸健儿，就因为你的一个主意，几句话，便杀之殆尽。”
刘文秀戟指汪兆龄斥道：“你这丞相当得好，今日之败，都是因为你的古灵精怪！”
“有话好好话，要吵到外面去吵！”孙可旺骤发一腔怒吼，也不知道他冲谁发气。
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地，四位统兵王爷谁也不愿意遵循张献忠留下的“既定方针”办。
没过两天，四位王爷在孙可旺大营中举行高级干部才能参加的秘密军事会议，总结大西国的失败教训，严斥汪、陈误国，分析大西军今后的生存和发展途径，并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将汪、陈“二人帮”彻底翦除。
1647年1月21日拂晓时分，艾能奇率五百亲兵，突然破门而入，将陈皇后和汪兆龄，连同家人亲信共三百余口一网打尽，然后押入深山，杀死后扔进一个深不见底的溶洞之中，被阴河全数卷走。
大西国丞相汪兆龄确实该杀，张献忠离蜀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归根结底，他是幕后总策划者。所以，汪兆龄之恶，甚于张献忠。
杀掉两个“凡是派”，四王爷随即联合颁发布告：
一、陈述杀死陈皇后、汪丞相之理由，列举陈、汪诸多罪责；
二、表示与清军不共戴天；
三、愿意与放弃敌视大西军态度的南明军队合作；
四、严格管理军队，今后不交战不得杀人，并严禁扰民；
五、孙可旺、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各复本姓。以孙可旺为首，四王子共同统率大西军。
饶有深意的是，大西军最高领导班子的“班长”孙可旺，不单改回了祖宗传下的姓氏，还把末尾兴旺的“旺”字，改成了希望的“望”。也许在他的心里，“旺”仅仅表达了一家一户发家致富的梦想，而“望”，才能寄托他达济天下、青史留名的理想！
而且，李定国等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在各地民众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重归明廷，一致抗清的政冶理念，已经不知不觉在大西军上下滋生萌发。布告中的第三条，“愿意与放弃敌视大西军态度的南明军队合作”，就是他们在政治理念上迈出的石破天惊的一步。
不过，能够在布告中形成这样的文字，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看似由孙可望挂帅，实际上形成了以孙可望和李定国为共同核心，刘文秀、艾能奇两位王爷，以及白文选、冯双礼、王尚礼、王复臣、王自奇、狄三品、窦民望等十几位都督大将参予的最高领导班子。
由于孙可望并未形成大权独揽，一言九鼎的地位，所以遇上重大事情，必须拿到这个班子集体商议，这就多少有了一点民主的意味。
大西军的惨败，已经使李定国感到必须改变反明路线。他认为：闯、献辛苦二十年，结果却让清朝坐享渔人之利，应当吸取这一沉痛教训。主张要以“恢复中原”为目的，“严辨华夷之界”，只有联合坚持抗清的南明永历朝廷，“诚心辅佐”明皇，“恢复旧京，廓清海内”，将来不仅诸位将领“竹帛之垂名可图也”，大西军也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在讨论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的会议上，孙可望主张把部队开到广西，再到广东南岭南一带继续与明军周旋，一旦失利，可以就近转入南海。
李定国坚决反对，他主张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联明抗清。
在大西军重要将领中，论其威望和能力，“平东将军孙可望最枭，安西将军李定国次之，而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又次之”。张献忠死后，“可望势张，常走使（使唤、差遣）三将军”，逐渐产生大权独揽的欲望。而“四将军率自为王，不相上下”。
这样一来，大西军的领导核心，就分裂成为以孙可望为首，和以李定国为首的两派。
遗憾的是，在“联明抗清”这一涉及大西军今后的重要方针路线问题上，孙可望的看法，却和李定国明显不同。在他后来投清时给清朝的揭帖里，道出了他真实的看法：“嗣以救奉永历，不过念食先德，不忍视其滇沛，虚拥以循名分，私拟尚可比于桓、文。故历年收拾士民，训养士卒，不过期保所得之土地耳。（《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
针对孙可望的犹豫不定，李定国在会上大声疾呼：“当前清军大举进攻，李闯王死在九宫山，老万岁中箭身亡，我们与清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大敌当前，如果再与明军厮杀，只会使清军渔翁得利。当务之急在于联明抗清，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刘文秀、白文选、王复臣、窦民望、王应龙等大西军重要将领高官对李定国的主张“极表赞同”，而孙可望“不听，且疑定国有异心”。他对联明抗清，恢复中原已失去信心，只想保住所得土地，称王于滇、黔、楚、蜀，主张把队伍拉到广东南岭一代，若有危机，可以出海，故而对李定国的建议无动于衷。
孙可望当然也非孤家寡人，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的，有冯双礼、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高文贵、关有才、张虎等将领。
李定国痛呼：“亡命南海定是死路一条，你要有本事就自己去，不要拉上我等弟兄垫背。你若一意孤行，那我还不如就死在这里！”
话音方落，定国果真拔出宝剑自刎，鲜血如红绸般凌空飞舞。
支持定国的众将一见，慌忙夺下宝剑，撕破一面战旗为其裹伤，并一起跪地高呼：“吾辈唯安西王所命。”
孙可望见人心归向李定国，被迫见风使舵，改变态度，同意进兵云南，联明抗清，但内心却对李定国产生了疑虑。
大西军愿意与南明合作，当然与张献忠的临终遗言是完全合拍的。所以在遵义转的这个大大的弯，对大西军来说，转得并不困难。难的反倒是苟延残喘的南明朝廷，同意万万不可，拒之门外，后果则更不可想像。
二月初，经过在遵义进行的“整军运动”，已初步具备政治理想，获得钢铁军纪，因而有了脱胎换骨改变的大西军，以焕然一新的军容军貌，进入贵州境内，踏上了进军贵阳的征途。
[ALIGN=right][COLOR=#000066][本贴已被 作者 于 2015年06月29日 13时19分22秒 编辑过][/COLOR][/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