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罗学蓬发布时间:2015-6-24 18:51:25- [align=center][color=Red][size=6][font=黑体]中国老百姓应该给李光耀深深鞠上一躬[/font][/size][/color][/align]
文/罗学蓬
2011年3月，李光耀出版了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
别看书名冠着“经济”二字，其实谈的大都是国际政治。书中回忆了他这一时间段里主要的政治生涯，其中相当详细地谈到了1978年他与当时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的经历。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78年11月，这位74岁高龄、矮小精干、敏捷硬朗，不到5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了正式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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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李光耀访问过北京，但当时的邓小平还受着“四人帮”的排挤“靠边站”，他们未能见上一面。
在两人的首次会面中，两个半小时内邓小平一直强调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认为，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都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的话说，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
邓小平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
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倒向苏联。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
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还会变本加厉地反对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援助的。
中国当时总共已为越南提供了现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停止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重担，却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所以邓小平说，苏联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了东欧国家来共同承担。
邓小平担心的问题是，“越南有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办？”他反问。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不直接表明会对越南进行反击。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当邓小平结束谈话时，太阳快下山了。李光耀问邓是否需要他立刻发表意见，或是到第二天再继续谈。
邓小平说：“那就先吃饭，别让饭菜凉喽。”
晚宴上的邓小平“很友善亲切，情绪却没有放松，脑子里总是想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
李光耀追问道：“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一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阁下，以实际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
邓小平一再强调：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
李光耀回忆说：“我的印像是，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危险。反之，攻势一旦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了。”
晚宴上，邓小平盛情邀请李光耀到中国访问。
李光耀谢过，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我就来。”
邓小平说恐怕那需要很长时间。
李光耀表示异议：“你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素质远比我们高嘛。”
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
据李光耀追述，当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4个亚细亚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16万人从河内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去，或者纷纷乘船大举逃出南越，这全都是华裔“忘恩负义”的结果。
而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顾另外3名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华裔，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
印尼的代表为什么要这样说，印尼人对中国人做过什么？
苏哈托铁腕统治印尼32年，给华人留下了无数伤痛。
1965年9月30日，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陆军军官，逮捕了6名军方将领，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
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浑水摸鱼，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迅速平息了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事件”。
次年3月11日，苏哈托宣读了一份“命令书”，宣告“在军方的拥戴下”出任印尼“代总统”。
军权在握的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开始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碗，都必须将屋里的人斩尽杀绝。
究竟有多少华人在“红碗事件”中被杀？至今没人说得出确切的数字。根据幸存者的陈述，至少有好几个地方发生“屠村”事件。“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从此以后，印尼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32年后的1998年5月，苏哈托故伎重演。
当时，一些印尼大学生举行**，号召进行民主改革。警察开枪射杀6名大学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暴乱。眼看局势即将失控，苏哈托再次制造种族议题，宣扬“华人在偷盗印尼的财富”，指使亲信率先掀起血腥的“排华”暴行，以转移国内矛盾。
一场反对苏哈托的政治运动，随即演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排华“五月暴行”。1200多名华人在骚乱中丧生，5000多家华人住宅和商店遭焚毁。
当时，印尼一个妇女组织的主席、华人奈达，在接受路透社记者的采访时说：“雅加达的强奸案件是同时发生的，同一条街道上的华人妇女全都遭到强奸或遭到性骚扰。暴徒先是闯进房子里，如果他们发现有两三名妇女的话，就会向年纪最轻的下手，然后再纵火烧房子，这是有组织的。就像采取一项集体行动一样，每个地方所发生的强奸案都是这样的……警察和军队近在咫尺，但对呼救声置之不理。”
直到今天，尽管印尼总统一再说“‘五月暴行’是印尼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事件”，并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此事，但真正的主使仍逍遥法外——他就是苏哈托长女的丈夫、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普拉博沃中将。
从1965年的大清洗，到1998年的“五月暴行”，苏哈托执政32年，逾50万华人惨遭屠杀。倒在苏哈托屠刀下的华人，几乎都是已经加入印尼国籍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华人移民，因此，是否追究苏哈托的屠杀罪行，已属于印尼内政，取决于印尼民众自己的意愿。
然而在历史的记忆里，这一抹血色终难就此消逝。
就在这次这次会面中，李光耀努力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李告诉邓，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这些亚细亚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亚各国政府看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
李还告诉邓，马来西亚的马来回教徒同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同华人之间，一直心怀猜忌和敌意，主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不断向东南亚各国输出革命”，结果导致新加坡的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不是为了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李光耀接着说，也许邓小平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煽倒他们的公民来推翻现有政权。
但是，要这些国家听从他的建议，组成联合阵线来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体语言都显示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李光耀本来以为“邓小平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
然而突然地，邓小平问李光耀：“你要我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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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吃了一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的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
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历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李光耀犹豫了一下，然后直率地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亚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洲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洲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对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强调，中国人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结果全世界都看到了。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不玩虚的那一套。
邓还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它的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虑，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海外华侨留在内地的亲戚被折磨得很惨，遭迫害或监禁的例子不计其数。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人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邓小平也向李光耀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
他一脸严肃地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然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究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这第一次会面，李光耀对邓小平印像深刻，以致他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像最深刻的一位置。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0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却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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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错是痛苦的，一个伟人面向全体人民和全世界认错，更要经受巨大的心灵痛苦。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总得有人站出来担其责，重启新航；一个时代的失误，总得有人来画个句号，另开新篇。这不是喜气洋洋的剪彩，而是痛定思痛，发愤图强的誓言。
只有那些敢于担负起世纪责任的人，才会有超越时代的思考；只有那些出以公心为民造福的人，才能不图虚名，面对现实，实事求是。
当13亿中国人民今天沉浸在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的喜悦与幸福中时，请不要忘记当年一代伟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痛苦的思考，和艰难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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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夫妇近照
[ALIGN=right][COLOR=#000066][本贴已被 作者 于 2015年06月24日 18时53分14秒 编辑过][/COLOR][/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