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罗学蓬发布时间:2015-6-15 16:09:05- [color=Red][font=黑体][size=6]我在珠影[/size][/font][/color]
罗学蓬/文
１９８７年6月，笔者六万余字的中篇小说《大河上》在《当代》发表后不多久，突然接到珠影厂编辑张希致的电报，谓：“胡炳榴决定将《大河上》搬上银屏，请速来穗与胡合作。”
我庚即起程，在火车上颠簸了52个小时，终于赶到了广州南岗的珠影厂。张希致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听说我是坐硬座车来的，大吃了一惊：“小罗啊，你怎么不坐飞机，或者买软卧？我们请到厂里来改剧本的作家，从来没有坐硬座的。这钱，是由我们厂里出呀。”
我淡然一笑：“我是当过知青的人，这点苦，不算啥。”
当晚，张希致设家宴款待我，胡柄榴作陪。
晚宴后，胡、张将我送到影星宾馆。登记时，在大厅里碰到因出演《蛙女》女一号而大红大紫的宋佳，从香港到大陆来推销、宣传新作《木棉袈裟》的香港演员兼导演徐小明，和正在珠影厂拍《大清炮队》的刘晓庆（导演是陈国军，不久陈导成了刘晓庆的第一任丈夫）。
主人给我安排的居室豪华宽敞得令我不安，踌躇再三，我终于鼓足勇气提出请他们另外给我换一套。
没想，我的建议反倒让他们不安了。
胡柄榴诧异地问我：“怎么，你认为这房子不好么？”
我说：“不是不好，而是太好。我是来写剧本的，用不着住这么高级的房子。”
张希致赶紧说：“小罗（当年的我才35岁,她离60岁不远了），你别误会，我们并没有对你特殊优待，完全是按照厂里的规定办理的。厂里的外请作家，一律都住这种标准的高间。为你提供一个舒适的创作环境，是我们的责任嘛。”
我摇摇头，固执地说：“说句老实话，人都是有虚荣心的，我自然也不能免俗。假如我在广州有几个亲戚朋友，他们看到我这个江津人住在如此豪华的屋子里，或许会提高一下我这人的价码，让我多少获得一点精神上的满足感，遗憾的是，偌大个广州我认识的就只有你们两位。至少从这一意义上讲，这个空荡荡的大客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浪费。”
胡柄榴感慨地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可是，在广州这地方，如今就讲究个排场，我们真要让你住到不带客厅，差一些的普通间里去，别的人反倒会看不起你……算了，不再说了，既是我们厂里的规定，你就‘勉为其难’吧。”
次日上午，胡柄榴到我房间里来与我谈了半天他关于这部电影的总体把握与美学追求。
那时的胡炳榴巳经以《乡情》（获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乡音》（获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确立了他在中国影坛的至高地位。可在我面前，却一点大导演的架子也没有。
他对我的小说的偏爱使我受宠若惊，同时也剌激得我雄心勃勃。
但是，他所说的最末一段话的意思，却让我忐忑不安了。
原来，他刚刚在安康拍完了根据贾平凹的《小月前本》改编的电影《乡民》，前几天在厂里试映后，许多人说艺术上无可挑剔，甚至能拿政府奖，但导演们如果都象这样拍，全厂几千号人就得喝西北风了。这样的议论对他的压力很大，他现在最为担心的是，他马上要拍的我的这部作品，又与《乡民》属同一风格，叫好不卖钱……
我理解他的难言之隐，他显然是在违心地提醒我，在改编剧本时注意增加一些商业性的元素进去。
此后，我便开始了真正的“闭门造车”，一连十来天。连珠影厂大门也没有跨出过一步。
剧本脱稿后，胡柄榴看后还觉得满意，遂交有关领导审查，让我暂且休息一下，等着结果。
而一旦交了剧本，我便成了闲人，于是想尽快打道回江津。
张希致很关心我，说我赶剧本辛苦了，现在可以松口气，去城里好好玩玩，而且特意叮嘱我，让我来回打的，按规定厂里可以报的。
可是，我这个出自内地穷苦百姓家庭的人却又一次表现得非常的“不合潮流”。我在河南南岗的珠影厂大门口望着满街奔驰的的士犹豫不决，我知道只要我手一招，一辆的士就会嘎然而至停在我的面前，我也会在广州城里“潇洒走一回”。可是，我却始终无勇气招手。我问了价，打的进城得２０元，而在广州市区坐公共汽车无论路途长短一律两角钱。在我眼中，来回4０元与4角钱的差距实在是大得离谱了。何况，我不过是进城耍耍而巳。虽然肯定不是我掏钱，我依然舍不得。
最终，我在广州半月，不曾打过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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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ed]庐山—— 那年复天的某一个傍晚，彭德怀就是从我身后的这栋别墅，前去美庐向老人家上万言书的。老伴胡晓红拍[/color]
我这种内地人的土俗之气显然并没有使张希致轻视我，而事实证明恰恰相反——需得强调一句，她的父亲是台湾著名的地产商，每年她都要到香港与父母及在海外各地的其他亲人聚会数次，金钱在她的眼中，份量恐怕比一般人轻得多——正是出自对我身上这股土俗之气的好感，当我的剧本因不能产生出较好的经济效益而最终被领导否定后的那一年春节前夕，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太太特地给我写来一封充满鼓励与温暖的信，还寄来一笔不菲的款子——1000元，当时我的工资不过五六十元，差不多是我20个月的工资——以示歉意。其实，心中有愧的应该是我，因为张希致曾诚恳地告诉我，《大河上》是她这一生中担任责编的最后一部片子，因为她很快就要退休了。
天上突然砸下这么大砣钱，把我脑壳打了个大青疱，人都差不多晕了。从邮局取罢钱钱出来，脚下就像踩棉花，陡然发现江津满大街的行人都十分可疑。时在文化局创作室工作的笔者，赶紧大呼小叫，把全局领导同事（包括打字员、司机才17个人），请到鞍子街周三（笔者的邻居。大名周应祺。英年早逝，祝他在天堂不那么辛苦。）开的家庭馆子里，松泡松泡地坐了两桌，全鸡全鸭席，大鱼大肉，酒水在外，才20块钱一桌。
那一年年底四川省作协在眉山三苏祠为成都的乔瑜（愿英年早逝的乔瑜兄在天之灵安好）、栈桥；重庆的曾宪国、罗学蓬四位青年作家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当轮到我登台介绍我的生活与创作时，我谈到了珠影的这段经历。
一位先锋派少壮评论家象哲人似地冲着我说：“这正是盆地意识的可悲之处，我认为你当初要是有勇气打的，你的创作恐怕早就跃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了。”
评论家的话太深奥，我至今也没有理解透彻。我实在搞不懂，可悲的是我，是他，还是……
[color=Red]注： 乔瑜兄乃高干子弟，父亲担任过西藏军区司令员（前面是否有个副字，记不太准确了）。他请我们一帮文友去他成都军区衣冠庙干休所的家中做过客。当时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和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在眉山举办的”四作家（成都乔瑜、栈桥；重庆曾宪国、罗学蓬）作品研讨会“上，乔瑜兄的发言最为“出彩”。他说他父亲原本是大巴山中的一个老实巴交的裁缝。白军和红军在大巴山打得炮火翻天，白军来了，他连夜赶晚地给白军做军装，红军来了呢？他又紧赶慢赶地给红军做军装，反正是靠手艺挣钱养活一家人，谁让他做他都感激不尽，只要给工钱就行。
后来，刘湘纠集全部川军前来攻打川陕根据地，红军欠他一大笔工钱还没来得及给，就慌里慌张地要撤走了。
乔父一听着了急，赶紧跑到文庙（红军总部所在地），扭到红军头头讨要工钱。
红四方面军经理部部长郑义斋告诉他，“红军欠帐不赖帐，现在拿不出钱给你，是因为大巴山的土豪劣绅被打干净了，以后打了土豪，一定分文不少地还给你。“
乔父说：“你们跑远了要是不回来，我找哪个去要工钱？”
郑部长就拍着胸口对他说：“你要不放心那你就跟到我们走，只要我们打了土豪，马上还你钱。”
乔父舍不得自己的工钱，就只好跟着红军走了。
没想这一走，就走成了红军，走成了共和国的将军。当时欠帐的要是白军，没准乔瑜的老汉就成白的了，他也成不了说话随便，做事率性的“红二代”。
[ALIGN=right][COLOR=#000066][本贴已被 作者 于 2015年06月16日 09时54分43秒 编辑过][/COLOR][/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