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江津名人故事：钟惦棐与《电影的锣鼓》
1楼：罗学蓬发布时间:2015-6-15 12:44:07
钟惦棐与《电影的锣鼓》
罗学蓬/文
1、桑梓深情扑面来
1982年10月，钟惦棐在离开故乡47年后第一次回到江津，我作为地方派出的工作人员之一，自始至终陪伴了他十余天。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座谈会宴会，以及晚间三五故交旧友之间随意而亲切的交谈，我均在场认真聆听；寻访旧居天心凼，钟老47年前教书糊口的刁家厅小学，以及游黑石山、陈独秀墓，我也随伺在侧。
坦率地讲，在第一次见到钟惦棐之前，我还没有来得及拜读那篇使他名扬中国受尽苦难的《电影的锣鼓》，我热爱他是因为他是我的老乡；我敬重他是因为他在中国电影评论界的赫赫声望与至尊地位。而第三点，众所周知，他是被**亲自导演的一场错误远多于正确的运动中由毛亲自点名批判后才打入“天牢”的——被巨人击倒的绝对不会是侏儒。正因为如此，我才对他怀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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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ed]钟惦棐（握手者右）和作者（穿白衣者）。与钟惦棐握手者系巳经驾鹤西去的文化馆副馆长柳枫先生。林桂春摄[/color]
这想必也是当时参加接待，以及有幸与钟老见面的家乡人的共同心态。
家乡人如此，47年后才第一次回到故乡的钟惦棐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且听钟老《乡谈》：“这次到乐山参加电影文学年会，总算肯定地回到我的故乡来了。前年初冬去昆明，原以为可以从飞机上看巴山蜀水，结果是天空晴朗，地上一片浓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故乡这个概念，看来在农耕茎地之后才有的。狩猎部落的流动性大，栖息无定所，人们就难以确定是某地人也。项羽说的‘江东父老’，那时不但有了城市，而且有了大城市了。历史上的楚汉之争，以项羽失败而告终，不能不说这位霸王对故乡的理解是很有问题的。如果他毅然渡乌江而东，重振旗鼓，与刘邦再战，究竟鹿死谁手，恐怕是未可料定的。话虽如此，我也有过‘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时期，因此在相隔47年后，才第一次回来。这次回来，县领导热情款待，又有行署顾问、诗人凌文远专程引导，以及大家的深情厚意，使我不能不把贺知章的诗改一改：‘少小离家老大回，北调南腔鬓毛衰，蒙师旧友新相识，桑梓深情扑面来’。当我重新回到‘同志’这一行列的时候，我最想说的是，革命的理智时代开始了，正常的感情也就正常化了起来。”
这种家乡人对钟惦棐的“正常化”的感情是如何具体地体现的呢？首先，是建国初期的江津县委书记、时任地区行署顾问、已出版过六部诗集、同时也是钟惦棐江津中学校友的凌文远给县委打来电话，对钟老回乡作“先行引导”。县委立即成立了班子，作好各项接待准备工作。
1982年10月8日上午，县委又接凌老电话，告诉说他们马上由地委所在地永川启程，接待班子即前往长江边车渡码头恭迎。久等不至，未免着急，于是我们索性登上渡轮，过江远迎。至11点许，凌老的小车到了。来者有四人，凌文远、钟惦棐、钟夫人张子芳、钟老的学术助手仲呈祥。
眼前的钟惦棐，和我想像中那类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相去甚远。他个头矮小墩实，穿一件绝不气派也不笔挺的深灰色涤卡中山装，而且令我们吃惊的是，那右肘处居然还打上了一个铜钱大小的补丁！脚下，则是一双圆口布鞋。无疑，他是货真价实的首长，1937年的老延安，蒙难前便是行政10级（据云11级便已跨入高干门槛）。但首长钟惦棐，看上去更像个普普通通的乡间中学教师。唯有满头陈铎似的银发与鼻梁上的眼镜，给他增添了几分书卷气和饱经沧桑的睿智。
闯荡47年后踏上故土，他说的居然仍是一口地道的乡音。
很快，钟老落泪了，那是船到江心时，他站在船舷边，手把栏杆，不断地问我们，哪儿是米帮沱？哪儿是通泰门？北固门可是还有那棵老态龙钟的大黄桷树？……随后，他住声了。我们看见钟老目光掠过江面，落到了铺展开鳞鳞黑瓦的县城和突兀而起的古旧建筑奎星楼上，再不移开。就那一刻，钟惦棐哭了，大颗大颗的眼泪涌出眼窝，顺着他那褐色而多皱的脸颊潸潸而下，不可遏止。江风疾猛，卷动起他满头白发，多少事，涌上心头？
我们面面相觑，不便置一辞。
这时，张子芳着急了：“老头子，你这是怎么了？我们先说定的，你保证过不激动，我们才回来的啊！”
可能吗？钟老的激动，这才刚刚开始呢。
2、梦牵魂绕天心凼
我们知道，钟老此次回乡，第一要看的便是天心凼。因为作为江津县文化局办的内部文学刊物《几江》的编辑，我们不仅把每期《几江》寄给钟老，而且还向他约稿。出于家乡情结，钟老果真陆续给我们寄来了三篇散文，而第一篇，便是《从天心凼到延安》。
钟老开篇便道：“江津县城里的天心凼如今怎样了？我不知道。便是40年前生活在城里的，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它在大西门到小西门之间一处靠城墙的地方，实际上是个一亩地左右的臭水坑。四周的雨水流到那里，然后由一条渠道通向城外。1933年我家从三倒拐搬到这里，就住在紧贴这渠道的东边。”
47年过去，当年的天心凼已人去物非。
陪同钟老前往天心凼寻访故居的官员并不多，那场面也并非衣锦还乡前呼后拥。但附近人听说是钟惦棐回来了，顿时观者如睹，场面壮观。
对天心凼，我这个江津人也仅是从钟老的手稿里看到过它的旧貌：一个臭水坑，一条污水荡荡的阴沟（渠道），沟沿上歪立着一些破烂棚屋。而眼下，臭水沟被填了，上面麇聚着比那时好不了多少的民居。阴沟则变成了一条窄窄的陋巷。顺着这条陋巷进去，钟惦棐居然找到了他记忆中的“家”。稍后，我还帮他找到了记忆中的“人”。只不过当年的篾片棚屋，早已变成了土墙黑瓦。
钟老又激动了，他迫不急待地抢步进屋，与住在他“家”里的陌生人攀谈。主人是一位派出所的年轻警察，全然不知这贸然撞入的白发老翁是谁？待陪同人员介绍后，闻知钟老大名和身份，顿时显得局促不安。然钟老所问旧事，他却一概不知。
这时，我就近给钟老找来了一位老得来牙齿都掉光了的老太婆。她说她在天心凼住了60多年，知道“钟银匠”，还晓得他有个儿，还有个女（即钟惦棐之妹钟斯科，也是“老延安”）。我把老太婆请进屋，她冲着钟惦棐就惊咋咋地嚷：“你是钟银匠的娃儿么？我跟你那死去的老汉熟得很哩。可他那娃儿，不叫啥子‘飞’呀！”
钟惦棐看着她突然叫了起来：“哎呀呀，你是柯二嫂么！我就是钟银匠的娃儿，我那时候的名字叫钟永发……哎呀呀，你是柯二嫂，你老高寿，你老高寿！”
这位柯二嫂，在《钟惦棐文集》里我曾读到过她的影子：“使我震动的，是住在我家对面棚户里的柯二哥一天突然被捕了。这柯二哥，是个屠宰工人，个子高，力气大，柯二嫂常在我家走动，瓜子脸儿，有很多雀斑，人却很伶俐。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看见一个警察慢吞吞地进到柯家，柯二哥便赶紧从床上蹦下来，一声不响地冲着警察直磕头。柯二嫂在旁边直啼哭，喃喃地说：‘看在孩子面上吧！没有他，一家人怎么活啊？’”（引自《从天心凼到延安》）。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知道钟老的过去。他知能成为大家，一非“转世灵童”，二非天性聪慧，实因革命的熏陶和自身的刻苦。钟惦棐所进的中学，就是聂荣臻的母校江津中学，钟惦棐却因两门主科不及格，读了刚一年，便被留级了，再加之家境贫寒，他的学生生活，就这样草草地结束了。那时，钟惦棐刚满15岁。
钟老说，他真正的生命是从延安开始的。当他失学后，父亲曾送他去学刻字，因缴不出14块钱的投师费而作罢。去乡间的刁家厅小学教师，因学历太浅，每月的薪水比别的老师低一倍。即便如此，他半年后仍被炒了“鱿鱼”。这样，他才和朱讯、文山结伴投奔延安。
钟老在寄给我们的第二篇散文《白云下面是故乡》中写到：“因此延安之于我，不是入伙。我只能听命于革命——包括把我从工作岗位上撤下来，而指定我必须进入被人仇视的行列。22年的磨难，没有人看见过我气馁过，这是因为即便是在磨难中，也在精神境界和自我意识上高过我的天心凼时期。因此，要我丧失对于革命的信念是不容易的，尽管我对它总不免有些微词，甚至激言愤色。”
这段话，当时令我们非常紧张，甚而还将此稿报送上级领导审阅，以作定夺。说句老实话，那稿纸上倘不是落着“钟惦棐”三个字，这段话，肯定就被删掉了。
县广播站遍布全城的大喇叭一嚷嚷，老百姓便知道钟惦棐回乡了。大家都渴望着看一看这位曾经惹得最高领袖动怒的乡亲，究竟长了副啥模样。可钟惦棐一听要开大会，坚决不同意。他诚恳地说：“我是家乡人民的儿子，没有资格让县里为我兴师动众。这样吧，你们说许多人想见见我，我也真想和家乡人聊聊，就开个文化圈里的小会好了。”而且，钟老还特别“约法三章”：第一，不介绍官职、级别；第二，讲桌摆在剧场里，不要弄得他一个人“高高在上”；第三，不搞录音，以免乡亲们说话有顾虑。
对此，我们照“章”办理。但是，我们显然把这个“文化圈里的小会”扩大化了。考虑到来的人不会少，地点选在了川剧团的大剧场里，“聊聊”仍然成了欢迎会。剧场里满满荡荡坐了上千人。
后面的观众想看钟惦棐又看不见，遂递纸条请他上台讲话，钟老仍不同意。他背对着舞台站起来风趣地说：“乡亲们想看看我，我能理解。照我看，这还是我那个‘臭名远扬’的结果。乡亲们不免怀着好奇心，想看看我这个曾经脱过一层皮的笼中之物，究竟长得像个什么模样。我现在就起立一分钟，让乡亲们免费参观，看个清楚。”
能和这样多慕名而来的乡亲们见面，钟老既高兴，又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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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ed]踏上故乡的土地，右二为钟老，左一为笔者，笔者身后半边脸为当时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如今八十高龄老当益壮的大教授刘国铭老先生，左二为仲呈祥。林桂春摄[/color]
但是，实事求是地讲，钟老那一天的讲话太学术化了一些，而且又太偏重于谈中国的电影。面对普普通通更多的是想看看他，听听他当年怎样与江青共事？**为何要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点他的名等等上层内幕的乡亲们来说，这样的讲话显然没能让他们过把瘾。
钟老肯定也意识到了，于是，他以这样一段话来结束了他并不太长的即兴讲话。“这次回家来，把我整得最苦的就是讲话。一个人哪有那么多话要讲哟？就像当年鲁迅所说的：‘老调子已经唱完’，大家听得很乏味，可是毫无办法。老乡们，就这样吧，抱歉，抱歉。”
掌声响起。更多的是出于礼节。
明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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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罗学蓬发布时间:2015-6-15 13:08:45
3、抄手、笼笼渣与粉肠汤
用家乡人的话来说，钟惦棐是“稀客”，故而，地方是倾其所有，盛情接待。这种沿袭了不知多少朝代的待客方式让钟老很是不快。他曾委婉地表示，鸡鸭鱼肉等大荤大腥的东西，对他这种上了年纪的人不太适宜，他更喜欢清淡一些的饮食。我们作了改进，结果是，大鱼大肉照旧，只不过多添了几样时鲜蔬菜。主人也难，要真是清淡饮食，怎么对得起47年才第一次回乡的钟老？何况，钟惦棐可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人，可以随便打发，他的资历、党龄、级别、影响全都在那儿摆着哩。于是乎，钟老无奈，还得顿顿忍受鸡鸭鱼肉的折磨。还得心疼地看着那些大盘小碗的菜肴撤下去往潲缸里倒。
或许是因为我在所有接待人员中年龄最小，10月12日晚上，钟老对我说：“小罗，我想请你帮一个忙，看你方便不方便？”
我赶紧说：“什么事情？钟老你说吧。”
钟老说：‘我小时在江津，最想吃而没钱吃的东西有三样：抄手、笼笼渣与粉肠汤。几十年在外，我还常常想起它们。”
我乐了：“钟老，那算得啥子呀？你说的这三样东西，全是大路货，一点不麻烦。”
可这三样吃食，在钟老心中却大不一样，他不仅对抄手、笼笼渣情有独钟，对粉肠汤的回忆，更是美好无比。他说，那时候逢上赶场天，一口大锅街沿上架起，锅里，山一样堆着猪儿下水（内脏），旺旺大火煨得那心肺、肚子、粉肠、蹄子满锅蹦跳。来了吃客，便叉出一砣来，砧板上滚刀切碎，掺上浓白老汤，撒上细盐、椒面、葱花，再勾上半瓢红油辣子、几滴陈年老醋，吃客锅边站了，端着碗美美地嚼，烫烫地喝。钟老那时尚是小钟，小钟无钱，便只有眼巴巴戳在锅边流口水。
钟老还提议，最好别在天天就餐的县委小招待所吃，换个俭朴点的地方，才有气氛。我汇报后，领导让我负责办理。这一餐，我安排得煞费苦心，但效果却适得其反，成了典型的好心办出个坏结果。
地点选在天香街县电影公司的会议室里。两张乒乓台，便做了长餐桌，坐的也全是长条丝椅子，俭朴的氛围倒是有了，但端上桌的东西，显然并未对上路数。这晚是电影公司作东，我虽然向经理强调了钟老的要求，但经理绝对不愿表现得太寒伧，故而依然只管把鸡鸭鱼肉络绎不断地端上桌来，抄手、笼笼渣也有，但仅是做了陪衬。
钟老就苦笑着对我说：“小罗，今晚讲好是吃家乡风味小吃啊，怎么……”
上过抄手、笼笼渣，今晚的重头戏便是粉肠汤了。我因重任在肩，故而前去厨房关心。只见饮事员将那粉肠在清水里洗净血丝，碱粉揉去腥味，再用盐水漂了，捞上砧板，细细切成两寸长短的段儿。这汤，饮事员做得来呕心沥血。先将那高汤舀两勺到炒锅里，开了，陆续放进姜末、精盐、胡椒，待熬得喷鼻儿香了，再将雪白如玉石段儿般的粉肠倾下锅去，煮了十来分钟，舀入一个金丝边白瓷海碗里，勾一勺红油辣子，调入少许味精，撒上一撮葱花，最后把鲜嫩水灵的碗豆尖儿浸进几根，那颜色便绝了，鲜红的是辣油，雪白的是粉肠，翠绿的是葱花，油绿的是碗豆尖儿。
然而，钟老吃粉肠汤时的模样、神态却令我揪心。那一刻，我盯着他几乎没敢眨眼睛。钟老笑微微落下筷头，稳稳地夹起一段雪白肥润如玉石段儿般的粉肠，左看看，右看看，仿佛已沉浸在少时美好的回忆中。然后，颇为激动地点点头，潇洒地往嘴里一送。岂料，钟老上下牙刚一合拢，那眉头微微一皱，满面喜色也随之消失了。紧跟着，他的嘴巴艰难地蠕动了几下，将已入口的粉肠吞下了喉管，又接连着喝了两勺汤——我看得清楚，不是粉肠汤，那汤才上桌，很烫，他喝的是银耳汤。
至终席，钟惦棐再没动一段粉肠，一瓢儿汤。
我真的很难受，因为，在钟老心中珍藏了47个年头的美好回忆，就因我的努力，从此荡然无存了。
4、湖边，那一幢小楼
江津县城东郊有一片绿树蓊郁矮墙环绕的去处便是县委大院。进得大门，泱泱一池碧水环绕一座小岛，岛上，是办公大楼，一道彩虹般的长桥将小岛与陆地相衔。而湖之四周，浓荫匝地，繁花似锦，曲径通幽。县委小招待所，便座落在这湖边上。
这里，是钟惦棐一行下榻之处。每天，钟老的活动安排得很紧，座谈会、茶话会、参观、寻访，难得空闲。而一旦回到住地，前来拜望者早已在庭院里恭候。对于上门求教的业余作者，更是来者不拒，热情相待。对当年的同学，即使是落魄失意者，他也亲切异常，待若上宾。这其中就有刚揭黑帽的王利清。此人系国学大师、北大教授王利器的亲弟弟（王利器回乡时笔者也曾参与接待。此人家住新华书店后面公厕旁边一大杂院内，院门对面有一根枝叶虬蟠的大黄桷树）。钟老见这位毛根儿朋友一副落魄潦倒模样且身上还带有异味，知系冬日，一般江津百姓洗澡不易，心中不忍，遂向我通融，能否让王利清在他卫生间里洗一回热水澡？这还不容易，我当即一口答应。于是这位戴了二十几年“历史反革命分子”黑帽的管制分子，畏首畏尾地进得县委小招待所最好的一套卧室，躺在洁白的浴缸里美滋滋地享受了一回。钟老夫妇和笔者，则在客厅里摆龙门阵恭候着。
每天夜里，附近的灯火渐次熄灭以后，钟老客厅里依然大亮堂堂。而这时陪钟老谈话的，大抵是老书记凌文远和我们几个陪同者了。
钟老曾公开扬言：“这次回家，把我整得最苦的就是讲话。”
其实，据我观察，这话并不绝对，钟惦棐讨厌的是请他作报告，说客套话。换了场合，他健谈得很。而且，在长达八天七晚时间里，和他谈话最多，谈得最深的便是凌文远。两位白发老翁的共同点太多，他们少时均是江津中学同学，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官”，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红色文人。钟惦棐已是巍巍乎大家，凌文远也著述颇丰。
8月11日上午游西门外十里桔林回来，两位老人都很激动。凌文远写了一首《故乡的桔》，起首四句是――
故乡的桔林是一条明亮的小河，
同逝去的岁月从我心上缓缓流过。
我和我的朋友向它投掷过的幻想和错觉，
已随记忆里被红染了的霜叶渐渐飘落。
钟老是这首诗的第一个读者，两位老人随着渐渐飘落的“记忆里被红染了的霜叶”，谈兴大发，口禁大开。他们谈到了沉重的历史，谈到了“我和我的朋友向它投掷过的幻想和错觉”，更谈到了他们自己在过去“左风”劲吹的年代里歪歪扭扭的前进足迹。
给我印像最深的，一是凌文远说解放后他任江津县委书记时，曾下令把一个曾经教过他也教过钟惦棐的语文老师给枪毙了。而正是这位老师当初在班上的表扬和鼓励，才使他从政后终生没有舍弃诗歌。为什么要枪毙？怎样枪毙的？是否应该枪毙？他讲得很清楚，也很动情。对革命，他忠心耿耿。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痛苦得真诚。
钟惦棐被打动了，说凌文远是两个鼻孔呼吸，一个鼻孔在政治氛围中，一个鼻孔在诗的意境中。因为凌文远还谈到，他是在当小学教师时参加地下党的，脑壳拴在裤腰带上干革命，他也没丢诗歌创作。三年困难期间，他这个一县之尊背着个黄布小挎包走东乡，串西村，挎包里除了几根煮熟的红苕，便是一个写诗的小本本。
所以，当第二年凌文远的又一本诗集《乡情》出版时，钟惦棐为他作序。开篇便用了那一晚他对凌文远的“评价”：“诗人凌文远亦如常人，是用两个鼻孔呼吸的。但我疑心他是用一个鼻孔闻香识臭，而另一个鼻孔是在诗的意境之中。去年我返回阔别了近半个世纪的乡里，和文远相处十余日，于是谈起了当年教我们的教员的情况，对其中一人，他对我说：‘我们收拾了他一下。’‘我们收拾了他一下’，实际上是把他枪毙了。改用政治术语，是‘镇压’。其时他是县委书记，在剿匪，土地改革和肃清反革命运动中，‘收拾’过不少人，这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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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ed]笔者凝听二老交谈，左为凌文远，中为钟惦棐。林桂春摄[/color]
而且，钟老那晚还说道：“许多年来我们总是警惕不要把敌人错误地当成同志，却很少警惕把我们的同志错误地当成敌人。我被打成右派以后，因为来头太大，有的人说我钟惦非肯定只有自杀一条路，而且，确实也真有人希望我自杀。可我没有，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自杀，因为即使**点了我的名，他也不可能有我清楚，钟惦棐究竟做没做过什么坏事。容不得我，无非是我的观点被认为大逆不道，打我入另册罢了。”
也就是那天晚上，在湖边那幢别致幽静的小楼里，钟老激动之余，谈到了我们最想知道，而又不便询问的他被打成大右派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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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罗学蓬发布时间:2015-6-15 14: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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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庐山。那年夏天的某一个傍晚，彭德怀就是从笔者身后的这幢别墅出来，去旁边美庐，向毛老人家送呈万言书的。
4楼：qd春林发布时间:2015-6-15 15:26:02
5楼：旭冠科技发布时间:2015-6-15 17:10:44
6楼：罗学蓬发布时间:2015-6-16 10:07:49
5、江青出山
五十年代初，面对在“戏改”运动中被“改”得一塌糊涂的中国戏剧界，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没少说话。在文化部党组汇报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说：“戏改不要大改”，“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去改。”又说：“新文艺工作者到戏曲剧团改编，改得不要过分，不要过早地改。”他还特别关照京剧改革，说，“京剧艺术水平很高，不要轻视，更不能乱改”。
应该说，刘少奇的讲话是有针对性的。
但大江东去，一发不可收拾。
很快便有一个人横空出世，让堂堂国家主席的讲话和指示变得来无足轻重，如同废话一般。这个人，就是时任文化部电影处处长的江青。这位一度生活在中国第一人伟岸身影之下，即便“偶尔露峥嵘”，也极少被人关注。
江青建国后在文艺界第一次“露峥嵘”，是亲赴山东，调查因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中的男一号义丐武训的身世。与江青同行的，有时任文化部电影处干部兼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和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
影片《武训传》是昆仑影业公司制片，孙瑜编剧兼导演、赵丹主演的故事片，1951年在全国上映。上映最初的三个月，得到一片赞扬声，各报纷纷发表文章给影片以好评。《大众电影》杂志还把《武训传》列为1951年10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而作为“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江青看了《武训传》，却“独具慧眼”，一眼看出影片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遂向**作了汇报。毛遂调看了影片《武训传》，同意江青的观点，认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5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一遭。
社论措辞严厉、尖锐，行文高屋建瓴，实为**的大手笔。1951年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建国以后第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运动，堪称“开国第一文化冤案”。
**亲自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时，中宣部根据毛的指示，在1951年6月派出一个三人调查团，前往武训的家乡山东聊城调查武训的历史情况。
这个调查团的临时党小组长，就是钟惦棐。
1951年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载了这个调查团所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长文有研究家撰文说是袁水拍拉的通稿，这不对，此文由钟惦棐执笔写成，送**审阅，并由毛亲笔修改后才交由《人民日报》发表的。
这篇长达数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从当年7月23日到28日，分六次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出，为正在轰轰烈烈推行的批判《武训传》运动煽风点火，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运动中，一批声名显赫的上层民主人士相继公开著文检讨，方始过关。文艺界一大批知名演员和导演更是在劫难逃，尤以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与江青有过恩怨关系的赵丹等人首当其冲。《人民日报》特为主演武训的赵丹发表专文：《赵丹与武训》，足见一斑。教育部的机关刊物《人民教育》，在一年多时间里接连发表了十几篇批判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文章。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就是武训艰苦办学精神的崇拜者和宣传者。抗战时期在经济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设在重庆北碚的育才学校，他又倡导新武训精神，以期战胜困难，坚持办学。
他曾有一个通过文艺向社会广泛宣传武训精神的计划，内容之一即是约请田汉和安娥夫妇分写有关武训的话剧和歌剧，请孙瑜负责武训的电影。1946年7月，在反内战运动高潮期间，他因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逝世。为了实现他的遗愿，孙瑜根据当年陶行知所赠有关武训材料，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为中国电影制片厂执导此片。1948年中影迁往台湾，孙瑜于次年2月加入昆仑电影制片厂，并继续执导拍摄为昆仑厂买下的《武训传》。
《武训传》于1950年底完成。在中南海试映时，一百多位中央委员观看了这部影片，大家都称赞影片拍得好。
朱德热烈地握着孙瑜的手说：“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义。”
谁知江青与**看过《武训传》后顿时风云骤变。五天后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一期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一组批判文章。
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二期则发表杨耳《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直接把这场批判挂连到已死去多年的陶行知身上。六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过修改后的杨文，并将题目用诘问句标示，显得更具战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
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著地位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还一一罗列了发表在京、津、沪等地十几家报刊上四十余篇赞扬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的文章，点名批评了1951年初出版的三本颂扬武训的新书。
这场批判早已死去的武训和陶行知的运动开始后，江青终于被推到了政治生活的前台。这也是江青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的第一次重要活动，所以她对调查团的工作是非常重视、非常积极的。
钟惦棐回忆说：“我们这个调查团名义上虽然只有三个人，但因为江青的特殊身份，架势还是很不小的。汪东兴派了中央警卫局一名叫申虎臣的同志负责保卫工作，他手下有五名警卫。可能是同样出于安全考虑吧，另外还特意调来了主席警卫班的李德华，朱老总警卫班的杨守诚。除此以外，还有负责生活与保健的工作人员。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前呼后拥，直奔山东而去。当然，我和袁水拍都心知肚明，能有这样的待遇，我俩是星星跟着月亮走，沾江青的光了。”
建国之初，绝大多数干部都以艰苦朴素为荣，江青自然也不例外。离京前，她严肃认真地对钟惦棐和袁水拍说：“这次出去越简单越好。主席要求很严，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出不得一点毛病。我要以普通干部的身份参加调查，特别要注意保密和影响。”
江青还说，这次出去后，她名义上是调查团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凡公开场合，钟惦棐和袁水拍都管她叫‘李进’。这也是江青第一次用这个化名，从此以后，‘李进’成了江青的笔名。
钟惦棐说：“江青早上起来是A调，到了晚上又升为B调，很难知道她的真实想法是什么。而她的曲谱，总是和她的实际演唱能力相去甚远。很快我们便知道，江青对我和袁水拍的叮嘱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在山东期间，我对她那一套掩饰不了的作派厌恶之至，无论在省里、地委、县委，她总爱突出自己，一副衣锦荣归（笔者注：江青是山东诸城县人）的神气劲儿，对各级领导颐指气使，显出鹤立鸡群的样子。有的领导知道‘李进’为何人后，也确实对她亦步亦趋，奉若至尊。这还其次，最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她经常在席间口无遮拦地指责攻击某些高层领导同志。而鉴于她的特殊身份，这样的谈话很容易引起下面省、地同志的某些联想，甚而去进行一些有害的猜测。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考虑到自己作为党小组长的职责，就单独找她谈了一次话，委婉地批评她：‘你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可能给下面的同志造成误会。有意见，你最好是回到北京再谈。你看，陪同我们的省委和地委的同志，他们不知道北京的某些情况，听了，以诈传诈，影响不太好。’江青顿时胀红了脸，愣了一会儿，说：‘我考虑考虑你的意见。’在调查工作中，我和江青也时有分歧。她算什么调查？完全是先入为主，带着框框下去罗织武训的罪名罢了。她根本就不相信世上还有武训这样的傻子，走千家串万户地讨几个钱来兴办义学。她也富于想像，既然武训终身未娶，那么结论是他一定会乱搞女人。于是，江青便一头深入到武训的家乡聊城西郊，专门在老年妇女中‘征求’武训乱搞女人的证据。偏偏有一老妇，脑子有点毛病，不明究竟，只知武训乃家乡名人，中央又派人来调查，倘若自己和武训有上一腿，不仅荣耀，说不定还能去民政部门领点救济。便对江青说，她年轻时和那武训睡过觉。江青如获至宝，一定要我把这一证据写进‘调查记’里。我根据江青拿回来的材料上提供的那老妇人的年龄，掐指一算，武训死时，这老妇人不过三四岁，说武训吃她的奶子，岂不荒谬绝伦！我以此为由，否定了江青的宝贝材料，没想这更惹恼了她，从此种下祸根。”
钟惦棐生前多次说，参加那次调查，干的工作就是从县志、碑文中去找能证明《人民日报》社论观点的例子，先是有了结论，再找材料当例子填上去。他曾提醒江青也要搜集一些观点不同的材料，江青很不高兴。她后来对人说过，“钟惦棐这人很不好，参加武训历史调查时，就老爱跟我作对。”
十余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梁效”写文章吹捧说：“领导调查武训历史是江青这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第一次为捍卫**的革命文艺路线而上阵，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搏斗。”
江青也把批判《武训传》作为自己的“业绩”讲给外国人听，1972年她对美国作家维特克说：“解放后我经常下乡，1951年下乡两次，为《武训传》连下乡到组织文章、自己写，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从北京出发前，江青、袁水拍和钟惦棐就知道了**对调查团的明确指示是，“反对武训办学的改良主义道路”。一到山东，江青就为这次调查定了调。她对袁水拍、钟惦棐、山东分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冯毅之等人说：“武训是坏人，我早就知道，一看电影就觉得不对，是宣扬改良主义、阶级调和论的，我让主席看看，主席看了也是这个意见。”
江青还多次对调查团成员明确说：“这次搞调查，就是要搞到材料，证明武训在历史上就是个坏人。”
虽然江青这人天生个性张扬，喜欢高高在上，咋咋呼呼，但在生活上，一点也不搞特殊。单从他们此行使用的交通工具，就能证明那时的江青，的确是一个保持着延安时代优良传统作风的好干部。
江青一行三人拿着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刘澜涛的介绍信，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 找来找去，才找到一辆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美式中吉普。偏偏江青坚持要坐前排，沿途好看风景。而这辆破车前门扇儿早已不知去向，只剩一空门框子，众人怕她掉下去摔坏了，都说坐前排不安全，劝江青坐后边，江青坚持不听。司机无奈，急中生智找来一条结实的绳子，在门框上来回拴了几道，拦住缺了门扇儿的门框，才敢开车上路。这一路上可苦了司机，只要一停车，就得先下车解绳子，好让江青下来活动活动胳膊腿儿。
另一边儿“李进同志”将要下榻的堂邑县也忙开了。头一天下午，山东分局就派了一位办公厅副主任下来布置，说是中央有人来，要事先安排好食宿、警卫。
这位副主任只告诉中共堂邑县委书记段俊卿，明天来的人中，那个叫“李进”的女同志是**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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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罗学蓬发布时间:2015-6-16 10:09:23
江青一行到了堂邑后，负责安全保卫的申虎臣告诉县委，调查团要自己开饭，要县委提供蒸馒头的面粉，熬粥用的小米和绿豆。并要求单独为江青准备一大缸饮用水，还要在水缸里养两条鱼，每天可用鱼的死活来判断是否有阶级敌人投毒。还说这是因为当下镇反运动正进行到高潮之中，“阶级斗争十分复杂，所以必须提高警惕”。
当然，这是申虎臣从安全保卫角度向地方领导们提出的要求，江青对此并不知情。
聊城地委送来了本地的特产，有熏鸡、乌枣等，江青只收下了不值钱的乌枣，而坚持将值钱的熏鸡等食品退了回去。她还坚持要付乌枣的钱，但地委的同志说啥也不收。
除了开调查会，江青一般呆在小屋里看材料，很少出门，每天按时起居，坚持睡午觉。警卫随时盯着，江青不论睡午觉、上厕所都在屋外或厕所门外守着。
开调查会时，江青也不离开县委，用那辆缺了门的山东分局的破吉普到各村镇拉人来县委谈情况。江青主要找的是一些老秀才，一些有点文化、有点见识的老人。这些人说的是当地土话，连江青这个山东人也不能全听懂，得由段俊卿等当翻译。
被调查的人不知北京来的人是什么目的，还按上次孙瑜、赵丹等来调查时的说法，说武训办学有贡献、是个天下难寻的大好人等等，弄得江青很不高兴。
县委没办法，只好做动员，明确告诉每一个被调查者“只能拣坏的说”。很多群众不解，有人问“怎么土改斗完了地主，又开始斗武训了？”
当时任堂邑县长的赵安邦是武训学校的毕业生，比较熟悉武训的历史和堂邑的情况，他对调查团领导一再强调武训是坏人的作法很反感，认为“武训办学，教人识字有什么坏处？学马列著作**思想，还不得首先要会认字才行。”
江青当面批评他说：“武训办学好？他是给什么人办的？要用阶级观点来加以分析。”
赵安邦不服，说：“不管给谁，有文化总比没文化好。就算革命战士，也同样应当学文化的。”
段俊卿怕赵安邦再惹麻烦，只好私下告诉他：“‘李进’同志是**的夫人江青。”
赵安邦一听，吓得伸了伸舌头。打那以后，他再也没敢在“李进同志”面前表示过任何一点儿不同意见。
县委打过招呼后，老百姓都学乖了，都顺着调查团的要求说。
段俊卿记得有一天吉普车拉来一位80多岁的老秀才，老人一辈子从没坐过汽车，一上车就晕，再加上路上颠簸，到堂邑县委时几乎不能动，是被人架进门来的。
老人耳朵还有点聋，“李进”细声问一句，段俊卿对着老秀才的耳朵大声重复一句。
问：“武训是不是霸占了很多地？”
答：“是。”
问：“武训是经常欺骗乡亲吧？”
答：“是。”
问：“武训一贯放高利贷吧？”
答：“是。”
冯毅之、段俊卿、梁学仁（当时任堂邑县委宣传部长）等都说“李进”的调查会大致都是这样的。
江青此次挑重任前往山东，是**派她去的。
毛的卫士李家骥也跟着江青去了山东，晚年他回忆说：临走时主席把我叫去，对我说：“这次跟江青外出，称呼要改口，叫李进，这是方便工作。同时要注意多了解情况。”在聊城下去调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几里路，不让坐车。在郊区一个大村子，钟惦棐、袁水拍等和几个老乡唠嗑。因我在场，听到了一些谈话内容：
钟惦棐：“老乡，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个事。”
老者好像耳背，说话声音很大。“什么事？”
钟惦棐：“办义学的武训你知道吗?”
老者：“啊，知道，是个要饭的。”
江青问另一位老人：“你多大年纪了?”
老者：“80多了。”
江青：“你老人家高寿，有福啊!”
老者：“托**、共产党的福。”
江青：“给我们讲讲武训办义学的事好吗?”
老者：“那时我还小，但有印象。他各地都去，求爷爷、告奶奶地到处要钱、要饭，都是为了办学。穷人太穷，没人给他捐钱，富人有钱，有的给他一点，有的也不给。他也不容易，吃了一辈子苦。到处兴办学校，穷人的孩子还是念不起书，念得起书的还是富人家的孩子。”
钟惦棐：“这里的老百姓怎么看武训?”
老者：“武训不是为自己，他自己也没得到什么。听说皇上赏他黄马褂，他也不要。虽然累了苦了一辈子，想为穷人办点好事，穷人也没沾着多少光。”
在谈话中，有人还照了相。
临清县长赵国璧记得阳历6月9日端午节这天，“李进”同志到临清来了，住在县委。
袁水拍带赵国璧去看“李进”同志。“李进”同志对赵国璧说，武训这人很坏，是大地主、大流氓、高利贷者。
从县委出来，袁水拍问赵国璧：“你知道‘李进’同志是什么人吗？”
赵摇头。
袁水拍说：“她是**的夫人江青同志。”
赵国璧一拍脑门叫道：“你怎么不早说啊，我连她长得啥模样都没看清楚。”
袁水拍笑了，叫赵国璧再倒回去看一次，于是二人又骑自行车返回县委。袁水拍跟“李进”闲聊了几句，赵国璧这回仔细看了看，见“李进”同志穿的是当时女干部时髦的列宁装，黑布鞋，“只是头发跟别人不一样，是朝下梳好了，又翻上来用夹子一别。”
第二天一早，江青到临清的武训学校了解情况。江青指示县委，学校要改名，学校里的“武训纪念堂”要改为阅览室。
学校里有一尊何思源三十年代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期间为武训立的汉白玉像，这座雕像比真人大一点，是武训坐着手拿讨饭碗的造型，当地见过武训本人的老人都说这雕塑像极了。县里的同志问李进石像怎么处理，江青说先不用砸，找个地方存起来。
这石像后来存到行宫庙小学的一间小屋里，“文化大革命”时终毁于红卫兵之手。
武训历史调查是奉**之命进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证明由**亲自修订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调查团成员、当时的中共堂邑县委书记段俊卿回忆说，江青等人从北京一来，就明确说这次调查就是为了证明武训是坏人。他说：“那时当地的老百姓对武训这个历史人物是比较客观的，没有人说武训是坏人，也很少有人吹捧武训。”
调查团成员、当时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冯毅之回忆说：“解放初期，老百姓觉悟不高，对上级来调查，往往是要什么样的材料就说什么。在拍摄电影《武训传》时，我曾接待、陪同过孙瑜（电影《武训传》编剧、导演）、赵丹（电影武训扮演者）等人的调查组，那时被调查的老百姓全都说武训好的一面，夸得象个活菩萨似的。江青等人来时，一开始老百姓不知是为什么目的，还照上次一样光捡好的说，县里打过招呼后，就全说武训如何如何坏了。”
冯毅之还说，调查团成员中也有人感到调查方法不对头，但没有人公开说，没人敢跟江青对立，调查团内部很少有争论。
在临清工作的调查团成员赵国璧记得，被调查的人中有一位在清朝当过山东巡抚张曜手下的“藤甲兵”的老人，叫李汉邦，1951年时已经80多岁了，他独自一人住在临清县城的东关街上。
赵国璧带钟惦棐、袁水拍到李家时，李汉邦正躺在床上看书，看的是《三国演义》。一听说北京来人调查武训，张口便对武训的为人大加赞扬，说：“武圣人是个好人啊！他一辈子吃苦耐劳，攒钱为穷人家的孩子办义学。”还说：“我亲眼见过武训，也知道他一些事。我见武训时，是山东巡抚张曜张大人来临清的时候 ……”当地干部对他使眼色，他也没注意，只好又提醒他：“武训挨批了，说话留神点！”再问什么，李汉邦就再也不回答，只是一再推托：“我耳朵聋，听不明白你们的话。”
《武训历史调查记》说武训常出入临清的“大夫第”，说这里是大地主、大豪绅、大银号老板的家，并以此证明武训是和地方官僚勾结的“大债主”。当地人说，武训是常到那里去，一是存钱，二是要饭。
冯毅之说，武训那个时候，把钱放贷出去，增加资金买地是农村常用的办法，三分利是很正常的，而调查团非要以后来的标准说武训是放高利贷，这是脱离历史的。对武训历史调查团的各种要求，老百姓不得已的应付办法就是“上面要什么材料，就说什么”。
当地很多干部和老百姓都说，武训当然不是完人，他就算是有一些毛病，但怎么也不至于被扣上“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三顶大帽子，《武训历史调查记》太过分了。还有人说，武训是个为民办学的好人，是拍电影的人不知得罪了谁，牵连了武训，认为是“电影把个好好的武训给害了！”
武训历史调查团在山东的堂邑、临清一带忙了十来天，江青、钟惦棐、袁水拍要带材料回北京整理、总结，再形成文字材料。
**的卫士李家骥也被汪东兴派去全程保护江青，由于角度和位置不同，他对江青的印像和钟惦棐不太一样。晚年他对记者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对江青有三点印象：一是她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一点没搞特殊，吃派饭，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二是江青身体不好，当时她因身体有病，好出汗，尿频尿急，有时找不到厕所，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担心她挺不下来，结果还是坚持到最后。三是与其他工作人员配合很好。对我们服务人员态度也比较好，在济南丢了袜子，也没发脾气 。江青好出风头，急性子，好找别人毛病，这次调查中却没发现这个毛病。
一天，主席对我说：‘江青争强好胜，身体不好，这次调查很顺利，她也挺下来了，多亏了你们帮助和照顾。’看来主席对江青在这次调查中的表现也是很满意的。”
8楼：罗学蓬发布时间:2015-6-16 10:10:55
9楼：罗学蓬发布时间:2015-6-17 8:14:18
6、老友私下议江青
钟老先谈1957年反右斗争的大背景。略去，本文仅以钟老个人际遇为主线。
“把我引入‘雷区’区的，是梅朵的夫人姚芳藻。结果，我们全都被炸得趴下了。1951年，我随周扬由文化部调到中宣部文艺处，丁玲任处长，当时正准备成立电影处，已经决定由陈波儿任处长，可陈波儿却因心脏病发作突然死了。江青过去在上海当过电影演员，对管电影有兴趣，便主动向主席要求下凡，当上了这个电影处的处长。她架子很大，给她派的人她不要，非得自己点将不可，最后点了三个人，袁水拍、黄钢和我。
“和江清共事，我有顾虑，在延安时，我们鲁艺、抗大的不少学员都对她有看法，觉得此人太爱出风头，演戏她是绝对的A角。她嫁给**后，经常穿一双长桶马靴，在延安城内城外策马飞奔，后面跟一大帮挎着短枪的卫士，一副“飒爽英姿”的样子，李焕之当时就瞧不起她，但因她是主席夫人，也不便公开议论。最后，袁水拍和黄钢没到位，电影处除了处长江青，日常工作就我一人张罗。江青仍是延安时的那副派头，喜欢表现自己，经常去电影厂指手划脚，有时还当着演员们的面批评厂领导，教导演应该怎样拍戏，弄得下面的同志敢怒而不敢言。
“朱讯 到北京，来中南海看我，见我一个人坐在原来太监们住的一间小屋子里。摆谈中，就问到我对江青的看法。我说，只有经过特殊修炼过的人才能和江青共事，她这人有时十天半月不来，一来便咋咋呼呼，好像要让部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她驾到了。而她的实际能力，总是和她的表现相去甚远。
“朱讯说，他早就把江青给得罪了。还在延安马列学院时，他是江青的小队长，一次去看江青演什么戏，没等戏完，他就带着小队回校了。从此后，江青便对他恨之入骨。他在浙江省委时，一次到北京开会，几位同志刚走进新华门，迎面就看见江青来了。江青阴阳怪气地说：“这不是我当年的顶头上司吗？怎么，不认识我啦？”朱讯只好伸出手去，回答：“当然啦，认识认识。”朱讯对我说，江青这人最记仇，你现在和她共事，要小心谨慎，提防她吹你的“枕头风”。
“可惜，我却没有记住朱讯的提醒。”
新中国成立后，江青在文艺界第一次“露峥嵘”，是亲赴山东，调查因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中的男一号义丐武训的身世。1951年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建国以后第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运动，堪称“开国第一文化冤案”。
影片《武训传》是昆仑影业公司制片，孙瑜编剧兼导演、赵丹主演的故事片，1951年在全国上映。上映最初的三个月，得到一片赞扬声，各报纷纷发表文章给影片以好评。《大众电影》杂志还把《武训传》列为1951年10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而作为“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江青看了《武训传》，却“独具慧眼”，一眼看出影片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遂向**作了汇报。毛随即调看了影片《武训传》，同意江青的观点，认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5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一遭。
社论措辞严厉、尖锐，行文高屋建瓴，实为**的大手笔。
**亲自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时，中宣部根据毛的指示，在1951年6月派出由江青和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干部兼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和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三人组成的一个调查团，前往武训的家乡山东聊城调查武训的历史情况。
这个调查团的临时党小组长，就是钟惦棐。
1951年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载了这个调查团所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长文有研究家撰文说是袁水拍拉的通稿，这不对，此文由钟惦棐执笔写成，送**审阅，并由毛亲笔修改后，才交由《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长达数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从当年7月23日到28日，分六次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出，为正在轰轰烈烈推行的批判《武训传》运动煽风点火，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个调查团名义上虽然只有三个人，但因为江青的特殊身份，架势还是很不小的。汪东兴派了中央警卫局的一名叫申虎臣的同志负责保卫工作，他手下有五名警卫，还特意调来了主席警卫班的李德华，朱老总警卫班的杨守诚。可能是同样出于安全考虑吧。除此以外，还有负责生活与保健的工作人员。当然，钟惦棐和袁水拍都心知肚明，能有这样的待遇，他俩是星星跟着月亮走，沾江青的光了。
钟惦棐对我们说：“虽然江青这人天生个性张扬，喜欢高高在上，咋咋呼呼，但在生活上，一点也不搞特殊。单从此行使用的交通工具，就能证明那时的江青，的确是一个保持着延安时代优良传统作风的好干部。我们一行三人拿着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刘澜涛的介绍信，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 找来找去，才找到一辆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美式中吉普。偏偏江青坚持要坐前排，沿途好看风景。而这辆破车前门扇儿早已不知去向，只剩一空门框子，我们怕她掉下去摔坏了，都说坐前排不安全，劝江青坐后边，她坚持不听。司机无奈，急中生智找来一条结实的绳子，在门框上来回拴了几道，拦住缺了门扇儿的门框，才敢开车上路。这一路上可苦了司机，只要一停车，就得先下车解绳子，好让江青下来活动活动胳膊腿儿。”
离京前，江青很严肃认真地对钟惦棐和袁水拍说：“这次出去越简单越好。主席要求很严，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出不得一点毛病。我要以普通干部身份参加调查，要注意保密和影响。”
江青还说，这次出去后，她名义上是调查团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凡公开场合，钟惦棐和袁水拍都管她叫“李进”。这也是江青第一次用这个化名，“李进”以后成了她的笔名。
很快他俩便知道，江青对钟惦棐和袁水拍的叮嘱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在山东期间，钟惦棐对江青那一套作派厌恶之至，无论在省里、地委、县委，她总爱突出自己，一副衣锦荣归的神气劲，对各级领导颐指气使，显出鹤立鸡群的样儿。有的领导也确实对她亦步亦趋，奉若至尊。这还其次，最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她经常在席间口无遮拦地指责攻击某些高层领导同志，而鉴于她的特殊身份，这样的谈话很容易引起下面省、地同志的某些联想，甚而去进行一些有害的猜测。
一次，钟惦棐实在忍不住了，考虑到自己作为党小组长的职责，就单独找江青谈了一次话，委婉地批评她：“你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可能给下面的同志造成误会。有意见，你最好是回到北京再谈。你看，陪同我们的省委和地委的同志，他们不知道北京的某些情况，听了，以诈传诈，影响不太好。”
江青顿时胀红了脸，愣了一会儿，说：“我考虑考虑你的意见。”
在调查工作中，钟惦棐和江青也时有分歧。
钟惦棐说：“她算什么调查？完全是先入为主带着框框下去罗织武训的罪名罢了。她根本就不相信世上还有这样的傻子，走千家串万户地讨几个钱来兴办义学。她也富于想像，既然武训终身未娶，那么结论是他一定会乱搞女人。于是，江青便一头深入到武训的家乡聊城西郊，专门在老年妇女中‘征求’武训乱搞女人的证据。偏偏有一老妇，不明究竟，只知武训乃家乡名人，中央又派人来调查，倘若自己和武训有上一腿，不仅荣耀，说不定还能去民政部门领点救济。便对江青说，她年轻时和那武训睡过觉。江青如获至宝，一定要我把这一证据写进‘调查记’里。我根据江青拿回来的材料上提供的那老妇人的年龄，掐指一算，武训死时，这老妇人不过三、四岁，说武训吃她的奶子，岂不荒谬绝伦！我以此为由，否定了江青的宝贝材料，没想这更惹恼了她，从此种下祸根。”
10楼：罗学蓬发布时间:2015-6-17 8:19:49
7、《电影的锣鼓》是如何出笼的
在江津文艺界召开的几次欢迎钟惦棐的座谈会上，但凡有人提到“钟老那篇有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时，钟惦棐便会马上纠正：“这样的提法不对，‘锣鼓’，是一篇很一般的文章，而我之‘臭名远扬’，是因为后来**对这篇文章及我本人的批判。这两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行笔至此，笔者也需作一点声明，关于钟老谈他在反右中的经历，并非一次完整讲完，而是分作若干次，若干场合讲的，有的，还是笔者从仲呈祥、张子芳口中得知。而比较详细地对笔者补充钟惦棐生平经历的，则是钟老的妹妹钟斯科。
就在钟老回乡后的第二年，凌文远电话通知江津县委，说钟老之妹最近将参加国务院老干局组织的老干部参观团，到成、渝两地游览。钟斯科也是四十多年没回江津了，此次得便，极想顺便回故乡看看，要县委作好接待工作。这样，县委便派我专程前往成都，迎接钟斯科同志。在江津两天，除吃饭时县里领导来陪外，斯科参观游览，均由我一人作陪。斯科同志比哥哥迟一年去延安，因受当时延安崇拜苏联之风影响，将名字也改成了斯科。离休前，任石油部办公厅主任，也是一位高干。
虽材料来自异时异地，但笔者为保持脉络的清晰以及加强叙述的亲切性，故作了写作上的剪裁拼合。
1956年11月里的一天，《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个叫姚芳藻的女记者，来找钟惦棐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鉴于目前国产电影受到群众冷淡的问题。她准备在《文汇报》上发起一场电影界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解放思想，拍出好片争取群众的讨论。
钟惦棐是专管电影的，他如果对姚芳藻的想法不感兴趣那就简直是失职。
钟老回忆道：“我当时就对她说，电影界目前的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我提议，讨论应抓住三个要点，第一，群众为什么不喜欢国产影片？第二，领导的干涉是否太多太过？第三，电影人的创作潜力是否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围绕这三个问题，我一口气谈了大概两三个钟头。我还给姚芳藻讲了一桩我亲身经历的往事。那是1939年冬，我们鲁艺派出一部分师生到了晋察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去‘体验生活’。正好部队在陈庄打了一仗，我们马上采访创作，写出了多幕话剧《陈庄战斗》，排出来后，就到参加过陈庄战斗的部队中去演出。我们满以为会受到战士的欢迎，没想载了个大跟斗！还没演到一半，部队就相继离开了，最后，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多。扮演主要角色的崔嵬刚一下台，就蹲在地上伤伤心心地哭了。而我们目前的电影，已经很不景气，观众不掏钱买票，不要说电影事业的发展，连国家每年从电影上取得的丰厚的经济收入也全泡了汤。自1949年10月以来，我们也曾拍过几部深受群众欢迎的片子，如《白毛女》、《梁山泊与祝英台》、《天仙配》、《平原游击队》等。但是，绝大多数的国产片，上座率相当差，以当时力量最强的上海为例，《春风吹到诺敏河》、《闽江桔子红》上座率为23％，《土地》上座率为20％，而《一件提案》的上座率仅9％。
“我还拿出一组统计数据给姚芳藻看，从1953年到1956年6月，国产片总共发行了一百多部，而其中却有70％以上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了成本的10％。而有的影片连广告费宣传费也没有收回来。总而言之，姚芳藻对我那一天的谈话以及我给她看的材料很感兴趣，她也认为把这些问题拿到报纸上去讨论，很有价值，很能费彻双百方针的精神，也一定会吸引广大读者的注意。当然《文汇报》的影响也能随之而起来。这里，我就要谈到一个重要的背景。《文汇报》在建国之前是一张私营民间报纸，因观点进步而不能为国民党所容，于解放前夕被查封了。解放初，《文汇报》复刊，仍以私营民间报纸的面目出现，后来，被改为公私合营。大概是1956年初，《文汇报》由上海迁往北京，与北京的《小学教师》合并，改为教育部的机关报《教师报》。周恩来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文汇报》过去是一张有相当影响的报纸，这样合并实际上是取消了《文汇报》，不妥。提出《文汇报》应该复刊。这样，《文汇报》才重新迁回了上海，于十月一日正式复刊，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一张‘民间’报纸。知道这个背景，才能明白《文汇报》的苦心，它其实是竭力想在政治上表现一下，抓住群众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在大鸣大放中好好地打响几炮。”
于是，在姚芳藻的推动下，1956年11月14日，《文汇报》开展了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这一天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国产片上座率情况不好》的新闻报道，配发了一篇短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还配发了两篇批评国产影片的读者来稿。
这在当时是有些“大逆不道”的，因为在此之前，报纸对建国后拍的新片都是一片溢美之声，难容杂音，故而，《文汇报》敢于集中版面，大张旗鼓态度鲜明地批评国产影片，恰似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各阶层的注意。
此后，《文汇报》继续开展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因为实际上起到了引火作用的那篇报社短评一开始就鲜明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所以，撰文参加的讨论者几乎一致地顺着这一思路进入。当然，这的确也是事实，同时也是他们苦恼着、思考着的问题。
“一个演员，顾名思义，自然不能离开银幕和舞台。演员的生命之花，一旦离开了培育它的园地，就会枯萎。但是我们厂的绝大多数演员，其中有七年之久只在银幕上露过一个镜头，或只在舞台上演出过一两次戏。老演员们感到力无处使，在业务上一年一年的荒疏，青年演员们还是原地没有动，学了七年理论没有实践的机会，自己怀疑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演戏呢？心里一片空白，每个演员都被搁置得快要生锈了！”这是著名女演员上官云珠发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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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ed]年轻时坐在紫禁城中太监住过的屋子里办公的钟惦棐[/color]
“今天的观众是以主人公的姿态走进戏院里去的，他们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他们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号。”这是蓍名导演陈鲤庭的声音。
导演吴永刚也在文章中指出：“政治不能代替艺术。人们花了时间和金钱，但是得到的不是艺术的欣赏，却是像在听一个政治报告，读一篇政论，这样的电影怎么能使广大观众接受呢？”
满腹苦衷的作家老舍也坐不住了，匆匆写出《救救电影》，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今天，人民真是如饥似渴地需要电影，可是好电影却寥若晨星，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得到尊重了呢？恐怕不是。对他们所写的剧本，似乎人人都有权修改，个个都显示出优越感。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后，那些好的即被连根拔掉，原来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
对老舍，钟惦棐有如此一段回忆：“我和老舍算不得深交，但朋友情份是有的。老舍在文学上的成就令我感佩。‘文革’中舍身投湖令人同情。但老舍1957年的表现，却是令人遗憾的，以至于不少文学界、艺术界的老人至今谈到他时仍有微辞。其实，老舍本身的悲剧色彩，恐怕超过了任何人。我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去看新片，刚走到影协礼堂门口，就碰见老舍在门口迎客。看见我，他趁握手之机，一下把我拽到旁边，低声说：‘这样的臭片子，你也有兴趣看？’我说：‘我的工作就是看片子，香片臭片我全都得看，不看还不行。’老舍就苦笑着说；‘惭愧，惭愧。’放映后我才知道，那晚看的正是老舍的《 青年突击队员》。老舍当初为了救自己，被迫伤害了一些同志，如今，被他伤害过的不少同志仍旧活着，他却过早地悲惨地死去了。”
讨论进行了两个多月，《文汇报》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这时，便需要发表一篇总结性的、有份量的文章来为这场声震全国的大讨论再添上一把火。
这样的文章不是谁都能写的。《文汇报》的首选人物，便是这位坐在紫禁城里、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管电影的钟惦棐。
从1949年起，钟惦棐调到到文化部参与筹建艺术局，当了一名管理文艺行政事务的干部，他自己开玩笑说“是靠打电话管理桌椅板凳过日子”。他尽职尽责，白天很忙、很忙。当干部就当干部吧，偏偏他又思想太活跃，喜欢思考问题，而且眼光很锐利，文笔很爽快，白天忙完了“管理桌椅板凳”的事务，晚上坐在绿色玻璃罩台灯底下，眼前展开辽阔的精神空间，“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把所闻所见、所思所考，行诸笔墨，对文艺问题、特别是电影，发表意见。发表意见就发表意见吧，偏偏他的意见又特别精彩，目光高远，鞭辟入里，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一位著名的电影评论家。评论家就评论家吧，偏偏《文艺报》又看上了他，聘他为编委兼艺术部主任，成了电影评论界的一位不大不小的权威。权威，人家就要请他在关键时候、就关键问题发言和撰文。
钟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古今中外典籍，随手拈来，融合在自己血液里，成为生命的有机成分；又能够结合现实，接地气，生动、鲜活，充满旺盛的生命力，恰如古人所谓“活泼泼地”。譬如他把《庄子•徐无鬼》篇中的“郢人慢鼻”和“匠石运斤”的故事化用在自己的文章里，像吹了一口“仙气”，使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古事复活于今日，引出了一段精彩思想：“我们的革命后来引起了一些麻烦，其实也与此有关，即只顾运斤，砍掉了不少人的鼻子直至天灵盖，以致今天还在落实政策。那些以为只有在电影中讲政治才是政治的人，以为给人民以娱乐和美的享受为悖离了什么方向的人，倒也不妨想想：一部影响中国哲学和文学达两千年、直至鲁迅还深受其惠的《庄子》，竞有不少是从日常的很不起眼的事例中引出深刻的道理来，为什么我们的电影，就非沉湎于空洞的镜头不可呢?”
在江津县委小招待所，钟老如是对老同学凌文远说：“代表《文汇报》来约我写这样一篇稿的，是姚芳藻和副总编唐海同志。对于《文汇报》上展开的这一场大讨论，我是尤为关心的，可以说是极认真地读过每一篇讨论文章。他们说明来意后，我就答应下来。这是因为，作为我的职责，我当仁不让；再者，我本身也算是一个舞文弄墨之徒嘛。但是，我也向他们提出，因为我还担任着《文艺报》编委兼该报艺术部主任的职务，我写的文章，给《文汇报》发而不给《文艺报》发，似乎有一点吃里扒外，不太说得过去。他们都能理解我，爽快地说：两家都发。所以，《电影的锣鼓》写出后，《文汇报》立即在1956年12月15日发出，紧跟着，第23期《文艺报》也发表了。”
“《电影的锣鼓》就是这样出笼的。实事求是地说，文章写得很一般，发了也就发了，既没有一鸣惊人，更没有石破天惊。可后来为什么它又一下子变得来‘臭名远扬’呢？那是因为，一场电影的‘锣鼓声’，引起了**的注意。”
11楼：罗学蓬发布时间:2015-6-18 11:13:28
8、**动怒了
日理万机的**用他的另外一只耳朵认真地聆听着来自电影界的“锣鼓声”。
最初，他对这场讨论是肯定的，甚至是鼓励的。
钟老至今谈到当《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对他谈到**对《文汇报》展开的电影讨论时，依然是情不能抑。
1957年3月7日，徐铸成到钟惦棐家里去看望他。谈到，**前一天接见了新闻出版界的著名人士，而且特地对徐铸成说了一番话。毛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处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嘛。批评凡是符合实际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指《文汇报》）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好处。”
徐铸成对钟惦棐谈到**的意见时，神彩飞扬，钟也十分兴奋。
可是，他后来才知道，中央反右的决心已下，当时舆论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右派出笼，然后突然发起反击，以便聚而歼之罢了。
因为，早在**对徐铸成说那番鼓舞人心的话之前几天，即1957年2月27日，**便已经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非常严厉地点了钟惦棐的名。
**是这样说的：“共产党里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个干部叫钟惦棐，他用假名字写了一篇文章，把过去说了个一塌糊涂，否定一切。这篇文章引起批评了，引起争论了，但是，台湾很赏识他的文章！”
此后，毛又在另一会议上说：“叫钟惦棐这样的人管电影，工人农民怎么能在文化上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呢？”
“台湾很赏识钟惦棐的文章”，这已经不得了！而出此言的又是**，那就更加地了不得！！政治公式就摆在那儿，“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用钟惦棐自己的话来说：“我是获罪在天，死有余辜了。”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已丧失了独立判断是非的能力。和**持有不同看法的一个是梅兰芳。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亲耳聆听了**严厉的讲话后，回到家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电影的锣鼓》，把它一字一句认认真真地轻声读（而不是看）了两遍，他居然“愚蠢”得对朋友说：“《电影的锣鼓》我一口气看了两遍，怎么就看不出它到底错在哪儿？”
另一位则是话剧演员赵蕴如，把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始终看不出错在哪里，但既然**说它有错它就不可能没有错，看不出错误那就表明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急得赵蕴如不停地用拳头捶击自己的脑袋，好让自己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可是，她仍然未能看出文章错在何处，何以连**也要点它的名？
当时以至后来一直认为《电影的锣鼓》没有错的人，想必绝非梅、赵两位演员。但是，在中国近八亿人口中，却仅有他俩敢于轻声地嘀咕几句。
人，外观上大致都差不太多，质量却显然大不一样。
于此，为加深读者对那一段历史的了解，有必要择其要点介绍一下这篇让**也动了怒的文章。全文长三千余字，首先，钟惦棐根据他手中的权威统计数字，证实国产影片已经相当的不景气，观众冷淡国产影片已属事实。随即，他便尖锐地指出：“这就找到了检验问题的标准。为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明确了，工农兵及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而国产影片的观众却如此不景气。这是否就同时暴露了两个问题：一，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服务的‘工农兵’对像，岂不成了抽象？二，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意味着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拍所谓的‘工农兵电影’？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们记住：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
然后，钟惦棐从理论的高度批评了电影领导者们的教条主义作法，认为他们把党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僵化了。“领导电影创作最简便的方式，便是作计划，发指示，作决定和开会。而作计划最简便的方式又无过于定题材的比例：工业，十个；农业，十五个。解决创作思想，则是“决定”最有效，局里的，部里的，或某某负责人说的，不听也得听。一年一度的学习会，再加上一个总结，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种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完全可以使事情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且条理井然，请示和报告的制度进行得令人欣慰。但是最后被感光在胶算片上的东西也如请示、报告、开会一样索然。广大观众不欢迎这类国产影片，岂不是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明了的么？……这在于我们有许多领导人对列宁所说的：‘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理解得不很正确。因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现了像《祝福》电影中鲁四老爷教阿牛描红的情景。关心过多，也就往往变成干涉过多。”
接着，他又强调领导必须尊重电影创作和生产规律。对于热衷于教条的人，他也拿出了“金科玉律”来对付他们：“列宁在另一地方所说的：‘文学艺术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空间。”
他还严厉地批评道：“说过去的一古脑儿都对，不会妨碍什么，这也不见得。孙景璐在上影厂工作了六、七年，居然连领导者也不知道她曾演过《日出》里的翠喜和小东西，而且演得很好。这样不了解人，如何谈得到尊重！而最重要的，目前有许多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没有创造，如何谈得到电影事业的繁荣！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所谓‘导演中心’，乃是指为了克服当前导演在摄制组工作时感觉婆婆过多而且过严，某些艺术描写的细节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祥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的事都必须由行政领导决定，还要导演干什么？”
这就是钟惦棐文章的风骨，尖锐、泼辣、深刻，一针见血，没有套话，也决不隔靴骚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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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老的“锣鼓声”不仅激怒了**，更使几位管电影的人怒火三千丈，对他恨之入骨。
钟老于1985年2月8日于病中写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1221病室的《起搏书》序中，便有直面人生的一段文字：“我深知当时在电影方面的主持人仍然恨得我牙根儿疼，总以为《电影的锣鼓》是针对他的。因此我的无论什么建议，都肯定是白搭。”
明知是白搭，钟老出自一个党的文艺干部的责任心，依然写出了《对当前电影工作的十项建议》。因为他认为“天下事并不都是以主事者的好恶为转移的”、“并更坚信靠权势者的脸色来决定自己的思路，这是中国在一个长时期把事情办糟的重要原因之一”。
12楼：罗学蓬发布时间:2015-6-18 11:15:40
9、“获罪于天，无所祷矣”
或许有人会认为，钟惦棐以真话获罪，实因他政治热情有余，而政治经验不足。事实绝非如此。钟惦棐自1935年冬离开江津去成都，1937年冬由成都奔赴延安，到1957年成为右派，在革命队伍里，他已经浸泡磨练了整整20个春秋。而无论是在延安、在晋察翼，乃至于建国初期的北京，均有着鼓励人说真话的气候氛和环境。虚伪的人、圆滑的人，见风使舵的人，是受到革命道德所唾弃的。
钟老以一个小故事来说明了当时人们的境界。“我以一个四川的穷学生到延安，先入抗大，因爱好文艺，1938年春鲁迅艺术学院招生时，我便由抗大改入了鲁艺。**经常来鲁艺，有时给我们作报告，有时来看戏、参加晚会。江青当时很活跃，在女生中也显得很出色。**每次作报告，她总是端着小马扎坐第一排，全神贯注地听，认真作笔记。**讲完后，她还总喜欢主动向**请教。这样，他们就认识了，而且很快江青便成了第三者，使贺子珍遭到终生的不幸。**当时的威望极高，是我们所有同学心目中的偶像。但是那时候我们仍旧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人，而不是像后来那样把他当成一尊不可冒犯的神。有一次鲁艺举行文艺晚会，大家像过节一样的高兴。晚上，**也来了，他个子高大，又坐在前面专门为他安的椅子上。而学员们坐的全都是小马扎，矮趴趴的一大坝。后面的学员看不见，急坏了，都在低声嘀咕，阿甲和孟波就商量好一齐喊：‘**，请你坐矮一点，后面的人看不见。’**听见了，马上站起来，笑咪咪地向后面的人招招手，示意对不起，然后把座椅交旁边的同志传出去，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人认为喊话的人大逆不道，喊话的人也丝毫没有背啥思想包袱，事后也没有追查是谁喊的。这样的情景，足以表明当时革命同志中平等亲密，生动愉快的氛围。但是建国以后，慢慢地，**就不容易听取与他不同的意见了。对这一点，《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已经作出了结论。在延安如此，建国初期，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很正常，给人消极的东西不多，但是反右以后，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便沉默了。1959年火上浇油再反右倾，党内从此就只剩下了一种声音。”
县里的同志对**说的“台湾很赏识这篇文章”很感兴趣，急忙问是怎么回事。
钟老说：“很简单，因为《电影的锣鼓》被台湾方面的媒介引用了。1957年1月15日，《香港时报》转载了了台湾大道通讯社所发的一篇名为《重重压迫束缚下，大陆电影事业惨不堪言》的通讯。这篇通讯里大量引用了《电影的锣鼓》中的材料。还在结尾处写到：‘身陷大陆的全体电影工作者，被迫害压抑得太久了，现在居然敲起了反暴的锣鼓。’我的《电影的锣鼓》成了‘反暴的锣鼓”，我是跳进黄河洗不清，台湾支持我，这还了得！”
钟惦棐受到的惩罚是严厉的，开除党籍，罢官，行政降四级，下放农场监督劳动。但是，和全国55万右派分子的命运相比，他不是最悲惨的，他们许许多多的人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被迫害致死。可是，钟惦棐还活着，他的妻子儿女几十年和他风雨同舟，人未散，家未破。钟老如此言道：“可以说，我被整得痛苦，整我的人却也不轻松，我的痛苦随着落实政策而结束，而整我的人的痛苦却将折磨他们终生。”
因为受到了**的点名批判，钟惦棐理所当然地被划成了中国电影界的“右派首领”，享受到的也是高规格的批斗会。从1957年8月4日起至9月27日，在文化部新落成的大礼堂里，连续召开了15次声势浩大的批斗会，钟惦棐被勒令“规规矩矩，老实交待”，没完没了地作检讨。过去亲密的朋友，敬重的领导，全都反目成仇，视他为最凶恶的敌人。
“文革”中在上海滩灸手可热、臭名远扬的徐景贤，充当了批判《电影的锣鼓》的急先锋。1957年8月4日，他和姚征人共同署名，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否定成绩改变方向纂夺领导——揭露＜电影的锣鼓＞一文的右派言论》。
徐景贤气势汹汹地挞伐道：“和所有的右派论调一样，《电影的锣鼓》首先就是从根本上否定电影的成绩。它摆出一副谆谆告诫的姿态，强调所谓‘过去的经验’、‘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我们不仅要问：钟惦棐作为一个电影艺术的行家，作为深知电影界内情的人，为什么偏偏只抓住几部影片在某一个城市里上座率较低的，滥施污蔑……“《电影的锣鼓》在上海敲出了一片乌烟瘴气，右派分子随着锣鼓点子的节奏，把上海电影界一度闹得黑云翻飞。这些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罪恶行为，已经搏得了敌人的喝彩和掌声。台湾报纸全文转载了《电影的锣鼓》，不正是这篇文章对人民犯罪的最有力的罪证么？吹散黑云，扫尽瘴气，现在是时候了！”
紧跟着，陈荒煤又抛出了钢鞭——1957年9月17日，陈荒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从“密信”看钟惦棐向党的第二次进攻》，揭发了钟惦棐在受到批判期间写给天津何迟、上海周文博的私人信件。这就是当时的恶劣作法，私人信件可以被用作“反党罪证”，并加上“按语”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公开发表。
所谓的“密信”，究竟又写了些什么不可告人之语呢？
“得手书，甚慰。三十八岁倒霉，似还不算很坏。如果六十岁，就会再使不上劲，就会‘论定’了。悲剧刚一开始，就结束，本身岂不正是最大的悲剧！起居饮食如往常，只是不写文章了，一是忙，总得先把党交给我的工作做好，尤其是现在；二是不作检讨，其他的话就无从说起，而检讨，又不能只是哭鼻泣……
显然，这是何迟知道钟惦棐倒霉后，从天津去信安慰，钟惦棐给何迟的一封回信，谈了自己目前的处境罢了。
信很普通，但令人吃惊的是信后的署名和钟惦棐为这奇特的署名所加的一个注解。“这是前几天看《国庆十点钟》时，从一个特务的署名学来的，不想现在居然用上了。”
他署的是“知名不具”。
对这个在一场重大政治斗争中出现的近乎滑稽得不可思议的小插曲，几十年后的钟老是这样对我们解释的。“何迟与我，在延安鲁艺时就是亲如兄弟的战友、同学。我好静，他却是同学中最活跃的小伙子。文武昆乱不挡，在延安就主演过京剧《陆文龙》，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相声。队伍进城后，当不少人都身居高位的时候，何迟一次在北京见到我，气愤地说；‘他们硬要我去当天津的文化局长！我说了，你们头一天下文，我第二天就上电台去说我的相声。’那时的何迟，已经写出《买猴》、《开会迷》等有全国影响的段子，蜚声曲艺界了。我记得1956年主持《学习》杂志编务的陈翰伯告诉我，说编辑部正在认真学习《买猴》。我很惊奇，因为《学习》当时是国内最主要的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刊物，决不允许在编务上有一点疏忽的。没想这样一个极庄重严肃的刊物，运用的学习教材，居然是何迟在《买猴》中锐意针砭的那个马大哈。正因为如此，何迟过去和我通信，经常在信上插科打诨开玩笑，还用过‘马大哈’作为他的署名。我当时突遭打击，痛苦不堪，得何迟信，倍感安慰，回信时，也就和他开了个‘苦涩的玩笑’。不料何迟很快也被打成右派，那信，也就很容易地到了组织手上。一个‘知名不具’，就使我更像一个台湾派来的特务了。”
陈荒煤随后又从钟惦棐给上海周文博的几封信件中摘引出许多具有“反动”色彩的句子、段落后，指出：“这几封信证明了，钟惦棐是多么急切，多么坚决地企图打起第二场电影锣鼓，好给他的翻案作文章。因为他知道，对中央的批评，他自己是无法翻案的，只有再发起一场进攻，用以证明电影方面‘三害为最’，就证明了他过去对电影事业的进攻是对的，也才可以为他所受到的批评翻案。”
9月19日，《人民日报》在题为《钟惦棐仇恨党的文艺事业》的报道中，将钟的问题陡然升级了。
“在最近一次大会上，钟惦棐作第三次检讨后，主席陈荒煤指出，钟惦棐的检讨仍然没有改变立场。指出钟惦棐不仅是文艺思想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发展到以对党中央领导和重大政策有恶毒攻击和污蔑。责成钟惦棐应该向党老老实实彻底交待。”
犯下如此可怕的“恶攻罪”，钟惦棐焉能不死上一万次？
“获罪于天，无所祷矣。”
钟惦棐沉默着接受了一切对他的惩处，全家从中宣部机关宿舍被赶到振兴巷6号——一个几户人家合住的极破烂的小院里。而他本人，则被贬逐到渤海边上的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专司厕所管理，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即38岁至42岁，那无疑是一个学者精力最充沛的人生阶段），每天把粪便掏出来，晒干，打碎，发酵。
对我们谈到这一段经历时，钟老却如此感慨道：“其实，做个农业工人，我至今不以为有什么不好。把粪便分做几道工序，处理好，厕所打扫得很干净，也会有愉悦感、成功感。而劳动之余，我便细读《资治通鉴》。”
1971年，钟惦棐再次被弄到天津团泊洼农场“劳改”，领导发挥他的专长，仍安排他管理厕所。这时，他的妻子张子芳生病入院，儿子星座去了北大荒，阿城去了陕北高原，一家人妻离子散。阿城得信后从陕北赶回来，奔走于父母之间。
一次，阿城来团泊洼看望父亲，还用饭盒带来一点父亲最喜欢吃的回锅肉，夜间，又与父亲抵足而眠。次日阿城返京，父亲送至田野上。斯时寒雾弥漫，朔风刺骨，目送儿子远去，钟惦棐泪水潸潸，情不能禁，写下七律一首。
诗云：
粪余付与魏晋唐，
家务人事两茫茫。
待罪日近长安远，
图功马瘦毛渐长。
南枝雏鹊儿送餐，
舐犊情深共板床。
今朝儿随寒流去，
更逐寒流入大荒。
当1979年右派平反的消息让喜泪纵横的张子芳开始张罗当晚的牛肉面时，阿城却坐在椅子上心事沉沉。该组织怎样的语句，才能既表达自己的看法又不伤害同样激动难抑的父亲的心呢？阿城兄弟五人这些年来因为父亲的右派帽子吃过太多太多的苦头，包括，无权考大学，后来在各个农场村寨苦度青春。1979年阿诚从陕北高原顶着一头黄土带着一身肥滚滚的虱子回到北京城，竟然“痴楞楞觉得满大街的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
儿子最后像个哲人似地这么对白发苍然的老父亲说：“爸爸，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22年右派就算白当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用所言所行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对你进行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他们肯定你，明天还可以轻易地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不过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另外，我很感激爸爸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们做儿女的能够依靠自己，得到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残酷的。”
阿城许多年后仍然记得，那一刻，父亲惊讶地看着自己，心中不知是惊讶？是惊喜？还是让儿子这番话，把脑子揽了个唏哩糊涂……
没过多久，在父亲面前说起话来像哲人似的阿城像驴拉蛋子般接连写出了轰动文坛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而一举成名，确立了自己在中国文坛不低的地位。
13楼：罗学蓬发布时间:2015-6-19 11:01:57
10、去北京钟老家中做客
家乡人对钟老的尊敬热爱之情是实实在在的，自钟老第一次返乡回京后，每逢有人去北京，总要给他捎带家乡的土特产去。每次去北京的人回来，谈到钟老的家，总是摇头咋舌：“那么了不起的大人物、高干呀，可他那家……天呐，那也能叫家么？”
钟惦棐家境贫寒，我早已从钟老之妹斯科口中得知，故并不惊奇。斯科是行政11级，刚进高干的门槛。当她独自回乡受到家乡人真诚而高规格的接待时，感慨万端对我说道：“像我们这种十来级的所谓高干，在北京城里简直多如牛毛，粥少僧多，要照顾，轮到我们这级别，锅里也没多少干的了。”
我信。物以稀为贵嘛。
也就是钟斯科回京后不久，我前去北京参加某刊物举办的笔会，适逢江津县“聂帅文物征集办公室”（设在我们文化局机关内，与笔者的办公室门对门）准备给聂帅送广柑、红桔，一个个纸箱码在会议室里，那果子全是从大西门外的四川省果树研究所里买来的， 属市上不可多得的稀罕品种。宣传部与文化局便请他们匀出少许，大略20斤吧，加上米花糖、绿豆、饭豆（即红豆），装了一大纸箱，由我捎往北京，给钟老送去。
我很吃惊！振兴巷名与实反，竟是一条衰败破烂的窄巷，虽然它离天安门就咫只之遥，而巷中6号则是一个几户人家合住的极简陋极拥挤的杂院。因三轮车无法进巷，我只好在巷口下车，手提行李，肩扛沉重纸箱咻咻而行。进院门，过葡萄架，问人时，恰好被张子芳听见，遂热情将我迎进屋去。钟老正在书房与来客谈话，知有乡人来，不亦乐乎，将我邀进书房，与客人见面。那是北大的一位教授带着几个学生来拜望钟老。钟老马上将我送到的家乡土特产拿出来请大家品尝，兴奋地说：“我的家乡江津是有名的广柑之乡。这是家乡人专门给我送来的，请大家尝尝，都尝尝。”
那书房，东南壁全让书柜塞满；北壁靠窗是一张书桌，壁上挂着一张名画家裘沙送他的鲁迅肖像；西壁的一张长沙发上挤着客人，我和另外两名北大学生都坐在临时加的小凳上。
我感慨，钟老晚年复出后，忍着始于唐山“劳改”时患下的肝病，就在这破旧逼仄的小屋里，在自家和邻居家的数个煤球炉子制造出的不洁空气中，写下了《电影策》、《起搏书》、《陆沉集》等百万言的电影理论著作。还在这里带研究生，主持煌煌巨著《电影美学》的编写。显然，钟老住在这样的环境是不适宜的，因为来这破院里拜望他的还有不少外国人。中国人见惯不惊，可让老外看见了，岂不有碍观瞻？出于爱国主义，有关方面也应该让他住得像样一点吧。
钟老一家对我这来自故乡的客人倍加亲切，一定要留我吃晚饭。饭后，钟老和张子芳还坚持把我送至巷口。这时，钟老高兴地告诉我，他很快要搬新家了，是北影厂分给张子芳的（张少女时便参加了著名的雁翎队，在北洋淀里和日本鬼子拼杀，离休前是北影厂办公室主任），有一间半房，他快成北影的家属了。
对钟老的喜形于色，我不能理解——不就一间半房么？还当不了我们县里行政23级干部的住房。但是，我却理解了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价廉物美的定评。
离开振兴巷，我去了向往已久的天安门。斯时夜幕低垂，灯火阑珊。我站在金水桥上，仰望着巍峨城楼，和城楼正中央那幅全国人民早已熟悉的巨幅画像……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世界真是奇妙。我的一位前辈乡人，一个只能站在锅边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吃粉肠汤的穷孩子，居然能把自己的命运和画上这位伟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因为伟人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一段已经永远载入史册的话，使我的乡人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政治舞台上出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并因此也将他的名字与经历载入了中华民族的皇皇史册。
“钟惦棐”已作为历史永远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讲，他无疑是位幸运者。
如今，画上的伟人已去，而我的这位乡人还活着。他刚刚才送我出门。他就住在附近一条破烂小巷中的一所破烂的小院里。
此刻，他桌上的灯，又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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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悲痛与愧疚
钟惦棐首次返乡四年后，江津中学庆祝建校80周年校庆，又邀请他回过一次江津。县里的电台、电视台进行实况转播，欢呼声、锣鼓声通过无数喇叭震荡全城。
钟惦棐作为校友代表，在数万人的大会上登台发表了即席演讲。钟老的祝辞，如同他的文章，直抒胸臆，不同凡响，令听者耳目一新。
没有一句客套，他开口便道：“学，要认真办；书，要认真读。在我看来，这正是江津中学80周年之际，能吸引它的校友不远千里，数千里而来的强大力量。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办学问题上动摇过，电影《武训传》挨批判就是例子。武训究竟以何动机办学，不是不可以研究，但动机是一回事，作用又是一回事。活跃在今日政治舞台上的万里、谷牧、张劲夫等同志都与此有关。难道能用单因单果来衡量一个学校么？谭祖尧、吴平地成为与李大钊一起就义的烈士，聂荣臻成为红军高级将领，解放军元帅，这难道是1906年江津中学成立时所能预想的么？办学就是办学，办起来，让更多的人来学，道路最终还是由自己去选择。1937年和我同时去延安的杨子波（即朱讯）、文山，都是江津中学的同学，到延安后，或入抗大，或入鲁艺。文山多年转战西北战场，子波转战华东战场，解放后，文山在贵州，子波在上海，均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他们没有碧血沙场，却都死于和平时期，一场文化大革命要了他俩的命，惟留我这老朽无用之物，咻咻于人世。而半个世纪前我们三位同学在赴延安途中所遇到的第一个凶恶的拦路虎，恰恰就是我们江津中学的校友。这个人姓王，名字我忘记了，他把我们抓起来，审问了三天，他一不念乡人之情，二不念校友之谊，如果因此便归咎于江津中学的校长老师，说他们居然培养出了这么一个反动透顶的特务，这显然很荒唐！把什么事情都胡搅在一起，我们就无法正确地认识任何一种客观事物……”
笔者是大操场上数万群众中的一员。这样的讲话，有人击节赞叹，也有人认为“不合拍”。
钟老讲完话后回到北京，就进了医院，然后，就死了。他说了还要再回故乡的。
1987年3月20日21时50分，钟惦棐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1221病室闭上了他那双睿智的眼睛。
28日，新华社发出《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逝世》的消息，为全国各家报纸所转载。
钟老并非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学者、专家，故而，他的后事办得也具有相当规格。
在钟惦棐复盖着鲜红党旗的遗体前告别的，有真悲痛者，有仍然恨他恨得牙根儿疼者，也有愧疚更多于悲痛者。
家乡人视钟惦棐为桑梓之荣耀，在他逝世后，特由江津县有关部门编辑出版了《钟惦棐纪念集》，笔者得以参予其事。从所收的怀念钟老的文章里，有钟老的亲人，如以《棋王》轰动文坛的儿子阿城，妻弟张四正等，有他延安时代的战友刘佳等；有他的至交好友甘惜分、秦兆阳、罗艺军等；有他海外的朋友保罗·安格尔、聂华芩、陈若曦等；还有谢晋、水华、谢铁骊等著名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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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令我感慨万端的，莫过于陈荒煤的《悼惦棐同志》。悼念一个曾经被自己严重伤害过而历史业已证明伤害错了的同志，倘若要表现出真情，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
“惦棐同志要走了，这在半多月前我就知道了。可是，没想他走得这么快！一个多星期以前，我到医院去看他。他听说我去了，还勉强睁开了一下眼睛，我只看见他那苍白的嘴唇微微颤动着，但什么也听不见。一位女青年为我转述：‘他说，谢谢大家和您的关心，以后有事，他会去找你……’一连几天，我老想着这句话，心情很难平静，我总觉得他真可能还有些事要找我谈，可是，他不可能有时间来找我了。他还要找我谈什么呢？我是在1953年调到电影局后才认识惦棐的，当时他在中宣部电影处工作。那时候，电影生产上不去，大家都着急……惦棐是一个很有见解的人，提意见也很坦率、具体，但有时也比较固执。有一次我和他各抒己见，最后我生气了，问他：‘你这些意见是不是代表中宣部的？’惦棐先是一愕，然后笑道：‘这当然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供你参考嘛！’‘好吧，我参考参考，再考虑。’我也笑了。从1955年到1956年，如果说我们之间有冲突，就有过这么一次。应该说我们还是合作得很好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由于一篇《电影的锣鼓》，竟由我在文化部主持了十来次大会批斗惦棐。在此期间，惦棐也到我家里来过两次，谈心、检查自己的思想。我也是真诚地帮助他，提了不少意见。当然，在当时那种‘左’的思潮下，我根本不可能认为惦棐的检查是‘彻底的、深刻的’。现在回想起来，实质上是一种无限上纲的方法。这一点，我在‘文革’期间，也在身受批斗中才深深地体会到了。我今天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内疚！惦棐终于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了……”
这样的文字，是一位历史老人蘸着从心灵深处流出的眼泪写成的。
遗憾遗憾很遗憾的是，钟惦棐已经听不见了！！！
钟老临终遗言：“我死了，不必去八宝山，把我的骨灰一部分撒在长江，一部分撒在白洋淀里，那里有养育过我的人民。”
张子芳没能够听明白，她把老头子的骨灰分成了三份，一份撒进长江，一份撒进白洋淀，剩下一份，仍然送去了老头子们百年后谁都想去的八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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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简介
罗学蓬，男，汉族，1952年生。毕业于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曾于四川省作协巴金文学院就读三年，从20世纪初80年代初便活跃于中国文坛。曾在《人民文学》《当代》等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并着有《中国远征军．上下卷》（2008年4月30日连战率团访问重庆，市委将《中国远征军》作为礼物之一送与客人）《红岩密档》《最后的国门》等20余部长篇作品。
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山魂》由重庆市话剧院改编成6幕大型话剧，在全国话剧汇演西南片区调演中获9项大奖，并在重庆公演。
电视连续剧《斩尽杀绝》已由峨眉电影厂搬上荧屏。
曾获“四川省文学奖”、“重庆市文学奖”。曾任重庆市政协委员、江津区作协主席、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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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照 喻春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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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笔者注：当时的山东分局书记是康生。
[2] 笔者注：服务员帮江青洗完衣服，倒脏水时把一双丝光袜也一并倒进了阴沟。地方领导要处分服务员，被江青制止。
[3] 笔者注：原名杨子波，系钟惦棐江津中学同班同学，1937年冬又结伴同赴延安，同入抗大。解放后任上海市委常委，分管全市经济工作。“文革”中与马天水等“上海帮”作坚决斗争，后死于一桩疑案，他在工作时被女儿杨小杭用铁器砸碎头颅而死，女儿则被当作凶手公开枪毙了。这是当时的“官方说法”。
[4] 笔者注：当时的山东分局书记是康生。